人感应”更不可能。
到了那之后,史官的作用只剩下对历史事件的记载了。
楼令出于好奇心,对历代史官的变革有一些了解,只是不一定对。
三国的魏、蜀、吴属于是割据政权,他们爱咋玩就咋玩,反正当代他国不认可对方的历史陈述。
所以魏明帝置史官,称着作郎。等于作为割据政权的魏国不再有太史令、大史、小史,只能是在这个割据势力的内部玩过家家游戏。
西晋的史官制度仍旧延续东汉,只不过无论西晋还是东晋,不止两晋时期自觉羞愧,后人也羞于提起这一段时期的历史。
到隋朝期间,史官成了秘书省的一个下设机构,变成由“着作曹”来进行管理。
从上古到隋朝时期,史官体系还保持着自主的独立性,不受到太多的干扰。
步入唐太宗的时代就开始变质,他直接将史官纳入直辖,同时宰相也插手。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史官机构,等于就是受到强力干涉。
直接说就是,唐朝的史官很难只记录所见所闻的事实,史书上记录的文字可能遭受过干涉,变成当事人可以干预在史书上的形象了。
史官只记录事实的制度从唐朝时期被玩坏,后面的朝代基本上也就成为工具,没有了真正且专职的史官,乃至于变成党争的武器了。
北宋砸缸的那一位,他修《资治通鉴》的内容怎么样不提,以修书来进行政治资本积累是一个事实。
蒙元干脆就没有史官制度。
明朝倒是恢复了一部分上古史官制度,例如重设太史令一职,可是真正参与编史的群体是翰林院官员。
有明一代的读书人到底怎么样,后人那是有目共睹。最起码是宋朝读书人出于与国同休,作为主人翁勇于任事却干得不咋地;明朝的读书人,绝大多数读书人努力的源泉是想当国家的蛀虫,有功名可以不用交税。
而有功名不用交税一开始是明太祖优待实在困苦的读书人,到明仁宗变成只要考上功名就不用交税,明宣宗承认这个事实。
所以是什么?掌握笔杆子的读书人,他们可不得往死里吹仁宣之治啊?
明仁宗虽然只当了一年的皇帝,但是他当太子时期已经实际在治理国家,永乐帝更像是大将军。不能只看明仁宗当了一年皇帝,而去忽视他的贡献。
要说明仁宗在当永乐帝大总管期间,起码是保证了永乐帝的粮草军械,完成对北边游牧民族的压制,明宣宗在位期间真没有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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