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头三尺有神明,不能反对转基因

链，”他的声音微微发颤，手指摩挲着白大褂口袋里的银秤砣，“可我们实验室的老教授，好些还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筒子楼里，出门还骑着二八自行车。”

他从抽屉里拿出张泛黄的照片，那是二十年前团队在海南南繁基地的合影，照片里的人都穿着褪色的衬衫，脚踩沾满泥土的解放鞋，“我们晒黑的皮肤、磨破的鞋底，比任何数据都清楚——农民需要什么，土地需要什么。”

“国家推广的转基因项目，从抗虫棉到抗虫稻，都是免费向农民提供技术。”他翻开实验记录，最新的田间日志里夹着几封农民来信，“河北的棉农说，用了转基因棉种后，农药钱省了七成；湖北的稻农寄来自己编的草帽，说‘再也不用半夜起来打虫’。”

说到这里，他忽然笑了，眼角的皱纹里盛着三十年田埂上的星光，“我们不是什么‘资本代言人’，我们是把论文写在华夏大地上的人。”

年轻记者低头记录时，笔尖在纸上洇出墨点。她抬头望向窗外，基因楼后的试验田里，抗虫稻正在夕阳下轻轻颔首，像一片金色的海洋。镜头里，林拥军的父亲正蹲在田边，用袖口擦拭着一株稻穗上的露珠，仿佛在擦拭某种神圣的信物。

采访结束时，林拥军将银秤砣放在镜头前，金属表面映着实验室的灯光，像一枚永不生锈的勋章。“父亲总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他望向天际，猎户座的星群正在暮色中次第亮起，“对我们来说，这神明是实验室里误差小于0.1%的数据，是田间地头农民眼里的期待，是每个敢在争议中守住良知的人——心里那杆，永远不偏不倚的秤。”

五、师训

暮色更深时，林拥军接到九旬导师的电话。老人的声音带着数十年前田埂上的泥土气息：“拥军，记得我第一次带你下试验田吗？”他握着银秤砣的手顿了顿，三十年前的场景忽然清晰——导师蹲在抗虫棉田里，随手扯掉一片被虫蛀的叶片，“你问我‘转基因安全吗’，我带你去看棉农的手。”导师的咳嗽声里带着笑意，“那双手裂着血口，沾满农药，却捧着比金子还贵的棉桃。他说‘教授，救救我的地’——这就是转基因的‘安全’。”

“现在有民间人士反对，”导师忽然严肃，“你要告诉他们：‘当农民在虫灾里哭天抢地时，当孩子们因农药残留生病时，那些喊着“保守”的人在哪里？’”老人的语气缓和下来，“我们搞农业的，心里要装着十四亿人的饭碗。你看这转基因稻，抗的不是虫，是穷；护的不是苗，是人。”

挂断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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