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伦推广了乡议大夫制度后,这种类似于人民代表与政治协商的制度,就成为中书省收集民间声音、修改旧法、制定新法的主要方式。
东京城寸土寸金,这导致此前中书省按照制度召开天下各行省乡议大夫代表会议,连个合适而且正规的场地都没有,只能暂借前宋遗留下来的在东京城外的军营。
这一次洛阳新都也修建了万民大会堂,场地足够大,而且选用了环形、阶梯状的布局,一次集会能容纳千人规模,萧嘉穗欢喜得紧,虽然新的京师大学堂也有一个类似规模的建筑,但至少他不用每次召开乡议会议时就为协调开会地点而发愁了。
王伦便出席了新都搬迁完毕后的第一次乡议大夫会议,这次会议讨论的,仍旧是商法条例的修订。
王伦一直认为,唐宋时期正处于华夏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变革点,简单来说,就是华夏的各种技术革新与进步、市民文化的空前繁荣、各种文化积累之下,已经到了一个作为中央朝廷必须改变以适应的地步。
王安石的变法,以及宋哲宗亲政后一直致力恢复“熙宁新法 ”的章惇,这两位改革家大约就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一生都在谋求改变。
但前宋“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国策,走的是君王与少部分精英人群共治的小政府模式,偏偏这少部分精英人士,代表的又是最顽固的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大地主阶层。
王伦曾经非常仔细地研究过王安石的诸多新法措施,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若是能够推行得当,也不失为良法。
就比如王安石主导的市易法,其目的就是打击商品垄断、信息垄断、囤积居奇、恶意倒买倒卖,从而打击大商人,活跃市场,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
市易法若能得到彻底的推行,那么盘活的就将是前宋最为广大的中小商人群体,其重要意义已不需要多言了。
但是很可惜,前宋的制度决定了大地主阶级同时也是大商人,他们追求的是权力带来的行业垄断、地区垄断,至于其他百姓们的未来活路,他们根本不在乎!
所以王伦称帝后,有意继续推行改革,首先谋求的是谈判,也就是与江南富商们谈判,朝廷给他们寻找更多的产业,但他们也得放弃相当一部分垄断权力。
可惜没谈拢,王伦便只能派孙安、李逵等将领大杀特杀,杀得江南士绅们人头滚滚,终于老实肯听话并且配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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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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