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的,面向天下售卖,卖得主要是地皮,如何建造,工部给出不强制要求的建议,而且可以提供建筑工人和材料,或者提供建筑设计方案等。
总之到了洪武十四年时,新都的地皮基本已经被售卖干净了,朝廷就通过提前售卖的方式,到手了极其充足的营建资金。
洛阳新都的建造,是先建设城内,再建设城墙,故而洪武十五年时,朝廷考虑到民间购房高涨的热情,“勉为其难”地再次做了规划,将新都的规模又向外扩充了数里。
于是洛阳新都最偏僻地段的住宅,价值都超过千贯,而此时东京城最低的房屋价格,仍旧高达一千三百贯左右。
开封府衙门受命做过一个详细的调查,数据显示东京城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了夸张的每平方公里一万三千二百七十余人,说实话这个数字让王伦都感觉害怕。
直娘贼,万一黄河突然发脾气,多少百姓要受难啊!
故而洛阳新都的规划,城墙内城区面积超过了东京城,人口密度被控制在了每平方公里九千人以下,朝廷禁止百姓私搭私建,并开出了前宋以来最严厉的惩罚:没收地皮,废除京师户籍。
这也是王伦让金富轼一个外藩降臣协助张择端处理洛阳新都建设事务的原因,这其中牵扯的利益纠纷实在太复杂了,张择端根本处理不了,还不如选一个没有根基的人物、给以实权出面主持为好。
金富轼做得的确很不错,他很清楚,他朝鲜人的身份在中原是受歧视的,而且他与中原勋贵、官员们几乎没有任何瓜葛,除了抱紧皇帝的大腿外,他别无选择,也不怕得罪人。
所以金富轼被人在背后辱骂“高丽啖狗奴”,王伦为了表达对金富轼的支持,便宴请众官,吃了一顿狗肉火锅,然后大肆称赞美味。
从此便再无人敢骂“啖狗奴”这样带有地域歧视与刻板印象的脏话了。
唯有高丽王国时代金富轼的政敌和文坛对手郑知常笑嘻嘻的,他入朝后熟悉了中原事务,就转入礼部,负责文教印刷出版等事务,权重又不担许多风险,日子过得相当潇洒。
对于迁都这件事,王伦并没有大规模一次性全数搬迁,而是逐次搬迁,首先搬迁的是隶属于皇室以及朝廷诸部的下属作坊,如军器监、宝泉司等,这些官署在东京城内占地面积极大,空出来后就被工部组织重新建设为住宅和商业区,然后发卖。
开封府仍旧是本朝的东京,朝廷迁徙洛阳固然会引发规模化的人口转移,但开封府的地理位置摆在这里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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