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4章 事务本身

的政策策略。

尤其是大明成立初期那十余年内，对农民的重视达到了近乎严厉的地步。

商贾如明代首富沈万三，即便耗费其全部家产在应天府的城墙上，最后也只是成为了城墙脚下的泥土，其人生最终归结为一场悲剧。

尽管朱元璋的抉择在后世看来似乎限制了全社会的发展步伐，但对于当时的境况，无疑是正确且必要的行动。

前元时代 ** 的管理方式如同对待散养，让整个中华大地的资源自由流转于地主和富豪手中。

元廷派下官吏在最初的日子里也试图在当地积累权力后寻求自己的野心实现，这是一个生于“优胜劣汰”丛林规则下群体的本性使然，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若不壮大自身，则很可能成为别人的猎物。

而当这群来自游牧文明的皇室分封者来到中原地区，才发现他们在大草原上所依赖的那一套与中原地区的地主之间的规则体系在这里并不适用。

这令拥有勇武传统的蒙古族人在辽阔平原上遭遇了一场巨大的文化和社会环境挑战。

蒙古骑兵能够四面出击，剿平各地叛乱势力，但在面对广大的中华大地时，即便拥有庞大的军队规模，陷于社会治理战争中，其效能亦会大幅下降。

更不用提被忽必烈领导的这支以汉族将领为主的蒙古势力——他们是依靠手中的汉军贵族才维持势力的稳固。

回顾那段历史可以发见，在当蒙古皇帝铁木真逝世后，蒙古内部由于权力真空带来的巨大矛盾，很快就显现出来。

在这个转折点上，尽管在东方遥远的角落，忽必烈无法完全掌控住游牧力量的绝对支配权，但在最关键时刻他能扫除草原其他势力的原因并非来自蒙古人的马术武艺，而是一支由汉人地主赞助的汉军团的支持。

换言之，大元之所以在广阔的领土上能够短暂取得一些立足之地，并非由于皇室的统治技艺或勇武，而是在某种程度上的合纵联盟。

他们动用了汉人力量作为战斗资源，在朝堂立定之后，这部分力量自然获得了相应的权力分布。

这一进程并不为统治者意识主导，反而是无数财富投入、汉人性命代价交织出来的结果。

这样的状态下，中华大地上陷入了一种近乎失控的管理模式中，本应该受到官方约束的中小地主打破了规则界限，对民众的压迫和掠夺已经超越了普通想象。

到元末时，全国各地的反叛军已经开始清算这些 ** 的残酷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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