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数值比较,忽视地缘安全恶化带来的长期成本。岳飞死后,南宋为自保,被迫在江淮流域维持20万常备军,年均耗资4000万贯,这时候却没有人出来计算花费的得失了。
赵芫虽然不清楚具体的历史资料,但是身在朝堂中,对上下官员们的思维方式了解的更清晰。无非是现在把金人打跑了,失地也收复了,经营了百年的文人思想又要复辟了。虽然她登基以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毕竟时间太短,国家上上下下的主要构架其实仍然属于赵佶时期的,没有形成新的循环体系,很容易思想复辟。
在赵芫看来,很多文人的思维很天真,而且只求当世之稳,不求后世之功。在他们的眼中,汉武帝都不是什么好皇帝,虽驱逐鞑虏、开疆辟土,功在千秋,但罪在当代‘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一边吃着汉武帝打仗带来的万世红利,一边骂着汉武帝打仗劳民伤财。
古往今来,文人论政常陷于“道德优先”的浪漫想象,忽视国际政治的丛林法则。大国崛起的核心在于能否在关键时间窗口完成战略能力积累,在关键的窗口期一旦缺失,整个国家面临的将是亡国灭种之祸。
显然大宋传统的文人缺少纵向的战略思维,并没有意识到亡国灭种近在眼前。这点与儒家文化的异化有着深度的关联。阶级的根深蒂固,导致思想上的异化和固化,固化后的思想反过来维护阶级利益,阶级则又促进思想持续异化固化。这是一套完整的‘思想-利益’捆绑的链条,在主导精英士大夫阶层前进的方向。
现在的大宋就处在一个时代的关键窗口期,既需要执政者拥有破局的勇气魄力,又不能陷入非黑即白的局限。
研究完这里头的弯弯绕绕,赵芫不得不做出一个沉重的决定,那就是换掉李纲。一直以来,李纲在国家大小事务的治理上几乎做到了无可挑剔,主战的同时也主张反腐倡廉,可他有改革的勇气,却仍陷在系统性的迷局当中,并且还很执着。
当初对待赵佶,身为御史的他执着主战,今天对待赵芫,他也执着遵循传统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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