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的爱人的记载,不过这样的用法并不广泛,而且多在书面语。换一个现代化一点例子,老板的妻子被称为老板娘,如果老板为女性,又要怎么称呼她的爱人?”
这回林清岁也答不上来了。
人群里有人接话:“老板……爹?”
引得众人发笑。
江晚云也笑笑摇头,进而解释:“我们称林惠贤女士为‘先生’,正是因为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表达‘先我而生者先我智’的含义。想来只要这个称呼一被提起时,世人能得知我们所想表达的意思,其实也就够了。争论‘先生’是不是该为对女性表达尊重所用,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有意义,那也应该引发更多的反思,而不是自己先分帮结派,互相攻击。在中国,许多女性称呼本来就是空缺的,这才是问题所在。”
演员们纷纷点头。
江晚云耐心解答了这个问题,再回到了正题:
“话剧有夸张的成分,不过真实事件里,林惠贤也度过了一段悲惨的晚年。‘花辞镜’的出版以后,引来无数流言蜚语,利益派臆想先生和樊老暗下勾结,甚至编造谣言污蔑二位老者的贞洁。那时候村里刚刚开始自发投入建设,修建天梯供孩子求学也是其中之一。据当年的报道,是这些不堪入目的绯闻,给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导致人心涣散,许多建设也就半途而废。”
演员们唏嘘不已。
江晚云继而道:“不过,我们不可忽视一些时代话语的干涉,和历史语境的隔膜。要说历史功绩都毁于儿女情长,那也太可笑了……”
“按樊老回忆录里记载,当时的村民绝大部分不理解先生建立女子学校的意图,村民送来的,也都是些周岁未满,没有劳动力的婴儿,或残疾儿童。久而久之,学校成了托儿所,几个好不容易劝来支教的老师,也都失望离开。没有生源,师资匮乏,才是学校最初没能建起的根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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