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超权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不仅夺回了耕牛,还将任栋成打得半死。任栋成在绝望中,吞服烟土自杀而亡。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反动派无情地剥夺。在“清乡队”的淫威之下,无数革命群众为了躲避迫害,被迫背井离乡。马家庄游击队长汪岱庭,逃到凤岗帮人为生,八年后才敢回到家乡;风谷岭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黄庭章,在思南等地流浪了七年;该乡游击中队长夏月成逃往余庆躲避了十二年。仅红木村四十余户农民,就有十二户被驱逐。这样的悲惨故事,在黔东大地比比皆是,诉说着反动派的滔天罪行。
在“清乡队”和国民党军队的严密搜捕下,不少红军干部、地方政权领导成员和游击队干部不幸落入敌手,其中包括黔东特区革委会副主席陈正国,印江独立团副团长宁国学等,大约140余人。这些同志先被关押在印江县城,后来又被解送伪省会贵阳。在押送途中,宁国学同志被敌人残忍枪杀于石阡,他为了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革命队伍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动摇分子和极少数叛徒。他们为了一己私利,或妥协告密,或卖友求荣,或充当内奸,或倒戈相杀,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官塘区革委会主席夏国安,红军代表徐正清、谢委员就是因叛徒梁银星的出卖而牺牲。梁银星是池坝人,曾任游击大队长,被傅万湘带领的“清乡队”捉住后,贪生怕死,选择了变节投降。为了“戴罪立功”,他秉承傅万湘的旨意,充当内奸,诱捕了夏国安、徐正清、谢委员三位同志。更恶劣的是,他还亲自动手,与乡丁张绍怀一起毒打夏国安主席。三位同志在第二天便被杀害于马家庄一个消坑里,他们的牺牲令人痛心疾首。原四坳口乡冷草岩苏维埃代表吴天银,自卫中队长吴天位、吴天明,主动与毛寨区“清乡队”接洽,还置办酒席款待“清乡队”头目谭习之、陈国安等人。他们背叛了革命,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民党的“良民”和“红人”。旧寨坝区政府肃反部长杨伯昌被害,就是吴天银等人出卖并协助捉拿的结果。这些叛徒的行为遭到了人民的唾弃,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然而,国民党的残酷屠杀并没有让革命人民屈服,他们对革命的信念依然坚定不移。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革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巧妙地保存了大批红军文献。这些文献是革命的珍贵遗产,承载着革命先辈们的理想与信念。解放后,他们将这些文献捐献给国家,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目前所能看到的有关黔东特区的文物资料中,大部分都是从印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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