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是因为她丈夫办了死亡证明。否则正常知青离婚回城,也无法带小孩落户,现在非农户口卡得非常严格。
至于这个死亡证明,也算是时代特色。
就是人还好好活着,找人在当地消了户籍,从此以后,他(她)就是黑户,哪儿也没他(她)的户籍关系。在生产队拿不到工分,在城里也不可能有正常粮油关系。
叶菁菁从原主的记忆中翻出这段信息的时候,只能表示大写的佩服。
父母为了儿女能够吃上国家粮,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当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什么都可以牺牲。
孙佩兰的丈夫社会意义上死亡后,也跟着妻女一道回了西津市。
但是他不可能找到工作,只能去扛包,赚点儿苦力钱。
至于孙佩兰自己,跟大部分回城知青一样,还处于待业状态。她正等知青办的通知,看后面能不能安排工作。
只是她不敢闲着,每天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去城郊收鸡蛋,然后拿到市里加点儿价再转手卖出去。
这是件极有勇气,甚至可以说是胆大妄为的事。
别说现在是1977年了,哪怕真等到改革开放以后,八十年代初了,第一批做小生意的城里人,看到朋友也要背过头去,自觉丢脸。
孙佩兰能大大方方的,实在不容易。
叶菁菁有点儿好奇:“姐,农民为什么不自己进城卖,不是价格更高吗?而且他们自己在本公社收鸡蛋,应该更方便啊。”
孙佩兰扑哧笑出声,对这位妹妹的天真直摇头。
“你以为农民想进城就进城啊?没个正经理由找大队开到介绍信,到城里也要抓盲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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