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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剪掉了长发,素面朝天,坦诚地露出她略有些寡淡的五官,原来她的眼睛不戴美瞳的时候会显得无神,黑眼圈也重,唇色极淡,看上去并不漂亮,也没什么精神。
但她身上那种“全世界都跟我有仇”的敌意也不见了,变得平和许多。
何思远上车之后,她探头问芮宁:“去哪儿?要不要我送你?”
芮宁道:“我就不当电灯泡了。”
他双手插兜,独自向前走,岑蓝顿了一会儿,缓缓发动汽车从后面追了上来。
这一带没什么人,路上都不见行人,岑蓝便大胆地说:“芮宁,我们都是人,有时候犯错是难免的,出生在畸形的家庭,也不是我们想的,也许可以再给犯错的人一次机会,你觉得呢?”
芮宁慢吞吞地道:“我不这么觉得,我认为每个人都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芮宁不想再听别人的意见,他想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当天晚上,他就买了一张去芬兰的机票,没有直达的航班,他在中转的机场停留了四五个小时,前前后后共飞了二十六个小时才在赫尔辛基机场降落。
芮宁只在赫尔辛基待了一天,他在街头碰到一个恐慌发作的青年,对方惊恐万状地乱撞,恰好撞入他怀中,路上有车,芮宁担心青年的安全,耐心地陪了他二十分钟,他的症状才消失。
青年是个华人,面容苍白,额上都是汗,他接过芮宁递给他的水,用口音浓重的中文说:“谢谢。”
芮宁和他聊了一会儿,得知他八岁的时候就来芬兰了,如今才22岁,已经在一家中型企业当高管了,他刚才临时在一家咖啡店开线上会议,结果,会议进行到一半,他恐慌发作,冲出了咖啡店。
芮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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