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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本小说的过程,也是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
我写的是周围看到的真实的父母,也是被亲情绑架的真实的女儿,就像那句“我们的父母给的爱刚刚好,刚好不让我们快乐,也刚好让我们愿意孝顺”。
但我不愿意这样去想问题。
除了上述的结构性原因,或许也因为,做家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选择生下孩子就意味着,选择把一块木头放在着火的房子里——他们做好了孩子来世上受挫的准备,因为他们也是这样过来的,甚至更加不曾被看见过。
当然,这不是为小说里的父母洗白。写的过程里,我把严敬人和杜俊芳当作自己父母那样去对待——假如他们已经被塑造成我不可撼动的模样,那我只好不指望被他们理解。我依然会努力尝试沟通,但如果换来的是更多的伤害,那就只好求同存异,“稀里糊涂”。
余秋雨说,永远不要指望被理解。
马东说,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
杨天真说,不会因为表达能力强就不被误解。
罗翔说,人们不是真正在聆听且注定局限。
曾奇峰说,希望被理解,本质是想控制别人。
我们必须承认,连血亲都无法做到对我们的痛苦感同身受,反之亦然(不然白海平和苏花花之间,李谷和父亲之间,也不会因为“误解”造成“远离”)。如果全然指责父母,对他们来说,是另一个层面的“受害者有罪”。
门罗有她艺术上的成就,也有她情感上的局限,但她生前没有逃避这个题材,而是进行以此为素材的书写,或许也算是她自我折磨下的“抗争”……或许。
诚然,但凡有一个家人站出来,真正对严冬做到了保护和支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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