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墙角的吊扇有气无力地转着,把闷热的空气搅得愈发浑浊。我盯着考勤表上歪歪扭扭的签名,指尖在 “老董” 那栏反复摩挲。
三天前辞退他时,对方涨红的脸还在眼前晃 ——“我在这干了八年,你说换就换?” 可想起上个月的 “架空事件”,后颈的冷汗又冒了出来。
那天暴雨冲垮了原料仓库的防雨布,车间主任请假,按我定下的 “权力下放” 制度,本该由老董牵头组织抢修。
可等我从总厂开会回来,看见的却是十多个工人聚在休息室打牌,仓库里的聚乙烯颗粒泡得发胀,顺着排水沟往外淌。
“董班长说等雨停了再弄,急啥?” 一个年轻工人叼着烟说,老董则蹲在门口抽闷烟,看见我只抬了抬眼皮。
那晚我在办公室坐到后半夜,烟灰缸里的瓜子皮堆成了小山。刚来我退行 “权力下放” 时,我以为给各班组长足够的自主权,能激发他们的责任心。
可现实是,老董把签字权变成了拉帮结派的工具,考勤表上的代签越来越多,次品率三个月涨了七个百分点。
更让我心寒的是,事发当天竟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担责,那些平日里喊着 “王厂长放心” 的面孔,在真正需要担当的时候都缩进了人群里。
“人有几个对你忠诚?” 我对着空荡的办公室发问,回声撞在铁皮柜上碎成渣。
窗外的月光把车间的轮廓描得发白,突然想起刚来厂时,我带着七八个工人扛着焊枪在零上三十几度的工地上抢工期,那时谁手里有瓶矿泉水都会分着喝。
现在规模扩大到二十多人,人心却像散沙。我猛地抓起笔,在管理日志上划掉 “分层授权” 四个字,写下 “集中管控”—— 班长只需要带头干活,调度权、考核权必须收回来。
做出决定的第二天,我在早会上宣布新规定时,能感觉到底下的骚动像水面下的暗流。
老卞把安全帽转得飞快,他是车间里资格最老的,据说是刚建厂时他就来了,此刻眼神里的担忧藏不住。
散会后他拽着我到吸烟区:“厂长,这么一来,怕是有人要闹情绪。” 我弹了弹烟灰,指着堆在角落的报废管道:“去年因为班组协调不当,这批料浪费了三万块,谁闹情绪就让他去跟财务对账。”
物色新班长的过程比想象中难。连续三天,我带着笔记本蹲在车间各个角落观察。
小张手脚麻利,但总趁着巡检躲到厕所玩手机;小李技术过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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