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只是悄悄地对眼前的女人问:“你的主人天天都来陪你吗?”
“你讲的是哪位主人家?”女人问。“就是相片里的先生。”丁信诚用手指指相片里的徐蕴昌道。“哦,他每个星期三才来一次。”“为什么这么久才来,把小姐你冷落在这枫林桥边好不寂寞。”“他有事情,公务私事很多,就上海滩,他开有跑狗赌场、徐徐向导社、昌艺百乐门妓院等娱乐场,还要处理日军事务,一个人跑东跑西,忙不过来呀。”女人答。
丁信诚故作好奇,又问道:“先生的太太呢?”“王小姐吗?她早在几年前就失踪了。”“你怎么知道?”
“我和徐先生认识之初是在杭州路的怡情别墅长期同居,他常提起他的太太,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忆犹新。”
丁信诚缄默了。自那次二十箱珍宝事件之后,他知道徐蕴昌已经走向一条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死亡之路。丁信诚不能再待在这里,趁着天还未亮,得赶快离开枫林桥,等待周治仁回沪后,再商量如何寻找徐蕴昌报仇。
三天后,丁信诚头戴礼帽,身穿长衫,两眼间挂一副深绿色的墨镜。商人打扮,叫了一辆黄包车,前往周治仁的住处。
元旦刚过不到十天,北四川路街头的喜庆已成残景。中山路街道两边的商厦的生意立刻有些黯淡下来,马路中间,形影相吊地延伸着两根世纪初年出现在上海大都会的电车轨道。驶行着的电车都摇上了陈旧的车窗,龌龊的窗玻璃后面的一张张脸孔木然凝滞。电车一辆接着一辆驶过去,打着沉闷的铃声。在车轮与钢轨的衔接处迸发出无声的火花。
这实在是一段从高层政治到普通百姓的生活都在发生剧烈震荡的时期,生活中充满了未可卜知的变故。无数的人都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徘徊,他们如细小的纤尘,不知何时会被忽南忽北的强劲之风卷走。对多数的上海市民来说,这是一个无法抗衡命运的时刻。
与热闹的北四川路一街之隔的多伦路寂寞而幽静,它弯弯曲曲地伸向暮色,远处的一切朦胧。丁信诚按周治仁的地址来到了多伦路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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