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蕴昌和王卓如夫妇俩在日本已有几年了。他们生活看似平静,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生育自己的小孩,是徐蕴昌过于寻花问柳惹出的性病或是王卓如那次海上漂泊受难而搞坏了身子?都不知道。
只知道徐蕴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待了四年,毕业之后,立即被派至东京《每日新闻》报当中文、日文的编辑,由于成绩显著,不久他被提升为日本驻上海皇军总部的大佐翻译官。于一九四三年七月,随新任上海宪兵总队大队长的舰艇回到上海。
这天上午,从清晨起,上海十六铺金利源码头上就布满了日本军人。码头上挤满了日本新闻记者,他们在欢迎新任的上海宪兵总队福冈次郎大队长而欢呼雀跃。
徐蕴昌带着妻子王卓如随船回到码头。他借着福冈次郎的光,出了一次风头。
太阳出来后,晨雾在黄浦江上冉冉地飘散。乳白色的雾,拖过江面,笼罩着江上那些白色、浅绿色、淡蓝色的大客轮和巨大的灰色的舰挺。早晨清新的、金色的阳光,投射在各种轮船和舰挺的金属船顶上,折射出刺眼的光。
日本人为了表示对宪兵队长福冈次郎的敬意,码头上还请来乐队,播放日本音乐。
趸船上、码头上和沿江马路边的楼房上,也都飘扬着日军的太阳旗。海关的巨大钟刚刚敲过八点,船终于进港,靠入码头,人们欢呼雀跃,为新到来的日本宪兵队长奏乐。徐蕴昌身穿一套整洁的日本军服,随着福冈次郎亮了相,然后,他站在甲板上,看着上海的风光。他没有忘记上海这片土地曾是他大学求知的摇篮。他怀恋过去更盼望将来。他这次来上海,就是继续忠心地为日本人办事。汉奸也好、走狗也好,能有奢侈的生活,比什么都好,这才是人生之道。
王卓如仍身穿一套褐色的镶有珠宝的中国旗袍。她站在船舷上,凝视着上海的楼房与家乡的土地,她的内心在叨念着。今天,她这位流浪海外的孤女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瞻念往昔,她的心顿时怦怦地颤抖起来,眼睛也湿润了。她低着头,心情复杂地走下舷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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