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能养住蚯蚓。”老人掀开陶罐盖,潮湿的泥土气息混着草药香扑面而来,“这是俺们祖上传的‘土经’,比你们的传感器准。”
小周被村支书拉去调解纠纷。邻村的张大爷用了AI施肥系统,产量是提高了,可种出来的麦子磨成面,做馒头总发不起来。“机器只认氮磷钾比例,哪知道咱这儿做馍馍得用弱筋麦?”张大爷的擀面杖在案板上敲得咚咚响,“现在好了,麦卖得贵了,可俺孙子再也吃不上暄腾的馍了!”
林夏则蹲在王婶的桃树下,看着她用最原始的办法测甜度——摘个熟桃掰开,看桃核周围的红晕大小。“红晕越大越甜,这是老辈子传的法儿。”王婶的皱纹里沾着桃汁,“平台非要俺拿检测报告,可那玩意儿一次就得花两百块,俺卖十斤桃才赚回来。”
傍晚汇总情况时,团队成员都沉默了。陈砚的笔记本上记满了这样的细节:牛栏里的牛粪堆多高预示着丰收;哪块地的蟋蟀叫声不同,种出来的豆子就更饱满;甚至连村口老槐树的落叶方向,都是判断雨水多少的依据。这些在城市科技伦理框架里被视为“不科学”“不规范”的东西,却是乡村生活的根基。
“我们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陈砚把笔重重一搁,“城市的科技伦理强调效率和标准化,可农村的伦理核心是‘共生’——人和土地共生,经验和创新共生。”她想起老麦叔说的话:“不是不信科技,是不能丢了根。”
接下来的一个月,团队换了调研方式。他们不再带着预设的问卷,而是搬个小马扎坐在田埂上,听老人们讲那些“不合逻辑”的农谚;跟着妇女们去赶集,看她们怎么用最朴素的语言推销自家的菜;甚至跟着孩子们去掏鸟窝,听他们说哪棵树上的鸟蛋能预示收成。
小周开始在算法里加入“经验参数”——把老麦叔的陶罐土壤样本数据,和他的播种时间、收成情况对应起来,建立新的预测模型。“现在系统会说:根据传统经验,建议推迟三天播种,同时参考传感器数据,土壤湿度适宜。”他兴奋地展示着新界面,上面多了个戴着草帽的卡通老农图标。
林夏则和平台反复沟通,最终争取到“乡村特色描述豁免权”。“‘甜过初恋’可以说,但得加上‘个人体验’的标注;‘祖传秘方’不行,但‘奶奶传的做法’可以。”她帮王婶重新开了直播,背景里就是那棵三百年的老桃树,“最重要的是,我们帮村里申请了免费检测点,既保住了王婶的生计,也守住了平台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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