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八十三章 别了,威妥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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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份文件于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递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奉上谕交各地督抚详慎筹划，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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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到这两份文件之后，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斥之为“包藏祸心。”江西巡抚刘坤一则认为“断不可从其所请”。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蒋益澧则说：“自强之道，不待外求”，“毋庸变其法”。甚至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也认为只学西方的造船便可，洋人的来福枪还比不上广东的鸟枪，包括电报在内“奇巧之器甚多，然皆美观而不适用”。他们这些人在清朝的封疆大吏中不是以顽固著称的人物，尚且如此反感，遑论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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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穿越者，林义哲知道，甚至一百多年后的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中国大陆的很多史家仍然认为，威妥玛等人的建议“负面价值”是主要的，他们不过是“要求清政府遵守不平等条约，举办有利于列强扩大侵略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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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们究竟说了一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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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赫德和威妥玛所言，无一不切中当时中国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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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份建议书中，所表达的中心意思有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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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由于虚文粉饰和腐败成风，中国已陷入非常危险之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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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当时中国的官场异常腐败。赫德在《局外旁观论》中说：外省臣工“尽职者少，营私者多”。京官则“名望公正者，苦于管辖甚多，分内职分，反无讲求之暇；部员任吏胥操权，以费之有无定准驳，使外官清廉者必被驳饬。”财政困难的原因在于“官之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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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中国军队的落后和无能。赫德指出，中国军队“平时拉弓举石。只讲架式，股肱怠惰，止得养鸟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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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中国的教育制度早已过时，士人所学非所用，“诗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于人所应晓之事。问之辄不能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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