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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抑商:重农主义实践
针对秦国商业薄弱但贵族奢靡的现状,变法推出系列抑商政策:提高商人赋税,商人之子不得入仕;禁止商人囤积粮食,违者严惩;甚至规定"废逆旅",限制商人流动。同时,对农耕实行全方位奖励:耕织产量高者免除徭役,开垦荒地者可获土地所有权。
这种"重本抑末"政策,本质是将人力资源集中于农业。卫鞅算过一笔账:一个商人消耗的粮食相当于三个农民的产量,而国家的粮食储备和兵力来源,全靠农民。当关中平原的阡陌间响起此起彼伏的耕作声,当粮仓逐渐充盈,秦国的战争潜力正在悄然积累。
(四)禁旅:打造国家军队
变法前,秦国军队实为贵族私兵,庶长们各自统领部曲,作战协调混乱。变法后,推行"军功爵制",设立二十等爵位,士兵凭斩首数量授爵,每斩一敌首赐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爵位不仅是荣誉,更是身份等级——低爵者可为官,高爵者可食邑,彻底打破"贵贱有别"的旧制。
同时,禁止私斗,将民间武力收归国家。曾经在街巷斗殴的勇士,如今只能在战场上挥洒热血。当秦军在河西之战中首次以"斩首万级"的战绩获胜,军功爵的金属光芒,已成为激励秦人奋勇杀敌的最佳动力。
四、阻力与铁腕:变法中的政治博弈
变法的刀刃很快刺痛了既得利益者。公元前352年,太子嬴驷触犯新法,这成为旧贵族反扑的契机。甘龙等人暗中煽动:"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试图借此动摇变法根基。卫鞅深知,若不能震慑权贵,变法必败,遂提出"刑过不避大臣",但考虑到太子身份特殊,最终处罚其傅公子虔(孝公兄长)、其师公孙贾,公子虔被处劓刑(割鼻),公孙贾被处以黥刑。
这一事件成为变法的转折点。它向秦国上下宣告:律法面前,无人可免。连太子的师傅都受刑,何况普通贵族?此后,旧贵族虽心怀怨恨,却再不敢公开反对。卫鞅则趁热打铁,于公元前350年启动第二次变法:迁都咸阳,便于向东发展;废除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允许土地私有买卖;推行县制,全国设31县,县令由君主直接任命,彻底终结贵族封地自治。
但高压政策也埋下隐患。公子虔受刑后闭门不出,暗中联络旧贵族,等待复仇时机。卫鞅本人更是成为众矢之的,他出行时"后车十数,从车载甲",以防不测。秦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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