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哄抬工资。但市场供需失衡,实际执行效果有限,工资上涨压力巨大。
岭南的发展也面临着原料问题。
棉纺厂争夺原棉,导致鄂北、南豫棉花价格被推高,且质量参差不齐。
食品厂争夺荔枝、鲮鱼等生鲜原料,引发季节性短缺和价格波动。
五金厂和铸造厂争夺生铁、焦炭,与省营的岭南钢铁厂产生矛盾。
桐油、猪鬃等战略物资,民间加工厂与省府资源司的统购计划也出现摩擦。
邓贤知道后决定建立配额与信息平台:工商促进局牵头,成立“主要原料供需协调会”。
对棉花、生铁、焦炭等建立季度配额制(依据工厂产能和计划),优先保证重点省营和大型民企。同时发布原料产地、价格信息,引导采购。
鼓励本地化与替代,农务局推广美棉(陆地棉)种植,鼓励农民签订订单。
在雷州半岛试种棉花,同时从柱州购买棉花。食品加工方面,引导工厂开发新产品(如菠萝、龙眼罐头)以分散原料压力。
邓贤对战略物资的管控,态度强硬:“桐油、猪鬃、钨砂、锑矿,关系国防及金融大局!
资源司必须加强管控。民间可参与初加工(炼桐油、整理猪鬃),但出口合同必须由兴业银行和资源司联合审核,执行省府制定的‘保护性底价’!私抬物价、走私资敌者,严惩不贷!”叶怀瑾的“磐石”加强了对相关渠道的监控。
岭南的全面自主发展也牵动着外国人在华的利益,引动着洋商进行反扑。
首先就是航运卡脖子, 英资怡和、太古轮船公司凭借垄断地位,大幅提高岭南货物(尤其是生丝、罐头、新兴的棉布)运往沪市、津门及南洋的运费,并故意拖延船期。日资航运公司则提供低价但运力有限的“优惠”,企图分化瓦解。
再就是倾销打压: 日本纱厂凭借规模优势和政府补贴,向华南市场大量倾销低价棉纱,价格甚至低于南华纺织厂的成本线,意图扼杀幼苗。
英资洋行也加大火柴、肥皂等日用品的倾销力度。
甚至进行技术封锁与窥探:德资企业(如礼和洋行)在提供设备和技术支持的同时,对核心技术的转让极其谨慎。
英日领事馆则加紧了对湛江、韶州、黄埔等重点区域的间谍活动,试图窃取特种钢配方、轮机设计图、甚至银行金融数据。
邓贤对此完全不惧,立即出台相应的应对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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