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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兼并土地、走私、进行海上贸易,可以说每个家族都是富得流油,可是他们却总想着不交税,于是东林党就鼓吹“重”农抑商,藏富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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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宜老爹泰昌帝对重农抑商的理解是错误的,重农抑商不代表着重征农税,而是少收甚至不收税。可东林党人篡改了这条理论,根据他们的说法,农业才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要重征,而商人的地位低下,要少收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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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多年来窜改赋税册以逃避大量赋税,并总是鼓吹向农民征税。这些人不但偷税漏税而且因为势力庞大也就更加肆无忌惮,几乎什么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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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堂上,很少有真正想要为百姓办实事的人。大部分官员在朝堂上攻讦别人,在地方上排挤弱小的官员,同流合污昧着良心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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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朝廷不断催促地方完成定额,越来越重的负担就被转嫁到农民身上,他们无财无势,无法保护自己不受勒索,最后不得不面临两个不得已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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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土地以低得可怜的价格卖给有势力的豪绅,自己租田做佃户,用高租换取保护;或者放弃土地逃亡,希望别的地方情况会好一点。不管他们怎么选择,土地或是荒芜,或是落入豪绅之手。而政府的定额依旧压在剩下的农民身上,这种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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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的负担变得不堪忍受,不是因为捐税高,而是因为许多捐税要用白银支付,而白银对于农民来说,非常难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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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没有土地或者不能忍受大地主的盘剥成为了流民,这也就是为什么徐鸿儒的白莲教起义会有那么多人跟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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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就是这个时代地球正处于小冰川期,天灾不断。陕西的大旱让无数的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官逼民反,才有了高英祥、张献忠、李自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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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的农民起义成为了压垮大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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