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会儿去的农场,后来恢复公安局才被调回来的。”
韩渝惊诧地问:“这么说徐所那会儿做的人保组副组长,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副局长。”
“不是相当于,是比现在的副局长都厉害。”
“怎么厉害?”
“那会儿没有检察院和法院,只要发生案件,人保组调查,人保组抓人,人保组审判。你们所长是负责具体工作的副组长,拥有生杀大权,当然比现在的副局长厉害。”
“可他那会儿应该很年轻。”
“那会儿的领导十个有九个是造反上来的,都很年轻。但你们所长跟那些造反上来的不一样,他根红苗正,有群众基础,有威望,以前的那些民兵全听他的。
他有人有枪,又上过北大,甚至见过主席。以他的资历,别说做人保组副组长,就是做革委会副主任都有资格。”
吴老板拧开杯盖,喝了一口茶:“再后来改革开放,重建公安局,要审查以前进入公安队伍的人员。
做过坏事的要处理,不适合在公安系统干的要调离。你们所长没做过坏事,没办过冤假错案,还保护过好几个老干部老同志。
审查时好几个老干部帮他说过话,也就没被调离。但不可能被重用,毕竟时代变了,听说有规定,像他这样的干部要限制使用。”
难怪指导员话的只说一半,原来徐三野虽然上过北大,但不是考进去的,而是特殊时期的工农兵大学生。
黄江生十几岁时戴大红花,被敲锣打鼓送北疆去做知青,回去之后跟劳改犯似的被人看不起。
徐三野的学历乃至经历比黄江生更尴尬,甚至被打上了政治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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