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惊世之辩与青史留笔

摘下眼镜擦拭：“你这理论超前了至少五年，立法能跟得上吗？”

祁同伟迎上恩师的目光，想起三年前在孤鹰岭煤炉前煮挂面的夜晚：

“老师，1979 年刑法连‘计算机犯罪’都没写，可现在呢？立法不是跟在犯罪屁股后面跑，是要像警灯一样，提前照亮黑暗的角落。”

答辩通过的第三天，《现代刑事侦查方法论新探》与《职务犯罪侦查实务与预防》在公安大学出版社上架。

首印五千册三天售罄，新华书店的销售员打电话来：“你们这书邪门了，穿警服的抢着买，还有人拿 BP 机号排队预定！”

真正的风暴始于公安部内部会议。

某副局长在全国刑侦工作会上拍了桌子：“祁同伟说我们‘重口供轻物证’？1998 年全国命案破案率 89%，他一个书生懂个啥！”

话音未落，王老拄着拐杖站起来：“1996 年石家庄爆炸案，要不是现场勘查漏了半枚指纹，能拖三个月？小祁书里写的‘微量物证七步法’，我让部里试过，上个月破的碎尸案就靠头发丝里的油漆成分定的罪！”

更棘手的麻烦来自学术界。

某老牌刑侦专家在《人民公安报》撰文：“搞理论的别瞎指挥，什么‘行为证据学’，有我们老侦察员的‘望闻问切’好使？”

祁同伟没动笔反驳，只是带着书去了西城分局刑警队。

当他用 “犯罪惯技分析” 还原出系列盗窃案嫌疑人的职业特征（送奶工），队长拍着他的肩膀：“祁博士，那专家要敢来，我拿案卷砸他脸！”

最让他心惊的是匿名举报信。

有人寄到公安部纪委，说他 “抄袭国外理论”“借出书捞取名利”。

1999 年国庆前夕，教育部突然下文，将两本书列为全国公安院校必读书。

消息传来时，祁同伟正在王老办公室整理新课题。

老人从抽屉里拿出个红绸布包：“这是 1952 年我参加镇压反革命时的笔记本，里面记着枪毙特务的流程。小祁啊，你写书是用笔杆子革命，但笔杆子要硬，得有枪杆子护着。”

他打开布包，里面是本牛皮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用钢笔写着：“1953 年 1 月 7 日，审讯敌特王某，其妻携子来探监，王某当场崩溃交代……”

祁同伟忽然明白，王老让他参与 “职务犯罪心理” 课题，不是搞学术，是在教他看权力场的人心鬼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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