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抚民佐二官,归本者劳徕安辑,给牛、种、口粮。正统五年采纳巡抚于谦建议,下令复流民复业者税,景泰二年又申隐丁换户之禁。
但这些威逼利诱措施并没有解决流民的根本问题,只能算是权宜之策。明中晚期,因为灾眚频繁、催科无序,数年之逋,取盈一时,流民依然有增无减,甚至酿成大规模的流民起义,严重动摇了明朝的统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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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民的地域流向来讲,其主要趋势是由地少人多的狭乡向人稀地广的宽乡流;从腹内向塞外流;从土地瘠薄的地区向肥沃的地区流;从租赋较重的平原向租赋较轻或尚无租赋的山区流。人口的地域流动,在经济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可以缓解腹内、平原地区的人口压力,促进边疆和山区的开发。
特别是相当一部分流民找到了土地之外的谋生手段,对当地社会经济结构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中间,流民向山区的迁徙和对山区的开发尤其值得研究。
流民向山区聚集,归因于山区地旷人稀、统治力量薄弱,即所谓地土可耕、柴草甚便,既不纳粮、又不当差。以荆襄山区为例,至成化七年,已屯聚流民余人,成为全国最大的流民聚居区。南赣山区、闽浙山区也倍受流民青睐。
流民向山区的迁徙,加强了山区与外界的联系。山区交通闭塞、开发较晚、人丁稀疏、经济落后。流民徙入后山区人口密度明显上升,人口分布由河谷盆地向山地、由海拔较低地区向较高地区延伸,为山区经济开发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源。流民多来自生产力水平、社会经济关系、教育文化水平等比较先进的地区,如荆襄流民主要来自南北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江西、四川、湖广等地,南赣流民则多是江西平原、福建、粤北的破产百姓,他们带去的不仅仅是劳动力,先进的耕作工具技术经验、文化生活模式等也伴随山门大开也一并涌入,推动了山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另外,封建政府为了加强对流民的管理控制,在其聚居区增设行政区划,修筑道路。如明政府曾在荆襄地区增设郧阳一府并竹溪等七县。以郧阳为中心,开辟三条驿道,分抵西安、南阳、汉中,这在客观上也密切了山区与外界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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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民的汇聚加速了山区的综合开发。流民入山后或结聚屯耕,或单独营生,或依附土着充当承佃户。他们辛勤劳作,开荒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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