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近代要素

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由九名大法官组成，任期终身，由皇帝提请国会议决，除非渎职，不准中途撤换。

第一百零七条、皇帝敕令、政府法令、国会议决及其他国家机构有违反宪法行为者。经帝国最高法院裁决。自始无效。

除了政治体制地全面革新外。宪法有关的条文对司法权的改革幅度是最大的。按中国传统的司法实践，从来是“诸法合体、刑民不分”，如全国只有《大明律》、《大清律》这样一部唯一的法典。但在新宪法体系中，开宗明义地规定了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母法，母法之下，有刑法、民法、行政法、商法及各诉讼法、各专门法的区别。这不但在形式和逻辑上突破了传统中华法系的限制，而且为更进一步推行改良打下了基础。

除了法律体系以外，司法权地执行主体发生了变革。自国家成立以来，中国地方司法地权力一直掌握在行政机关手中，县令、知府等既是当地地最高行政长官又是当地的最高司法长官，集行政与司法权与一体的结果是，官府拥有了极大的能量而且缺乏能够予以相应监督的力量。虽然在朝廷中可能有大理院、刑部等专门司法机构，但覆盖面太小。新宪法明确规定。司法权将与行政权分离。司法机构官员将不得兼任行政官员或各级议员。

在林广宇原来所处的时空虽然也号称司法独立，行政不得加以干涉，但这种独立是假独立。因为司法机构的财政权和人事权掌握在行政机构手中，这种独立只能是听命于行政机关地独立。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宪法条文明确规定，各级司法机关预算单独编制、单独列支，如何使用政府不得干涉，而且预算数目只准增加不准减少。当然，监察系统、审计系统可以监察这些钱到底用到了何处。

宪法对司法思想也予以了巨大的改良冲击。譬如，中国一贯都是有罪推定，任何犯罪嫌疑人在不能自证其无罪之前都被当作罪犯看待，但宪法草案就明确规定，今后将实行“无罪推定”，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证实有罪，一律以无罪看待。如，中国一贯信奉的儒家思想极力推崇“亲亲得相首匿”，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三代以内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谋大逆等罪之外，可以相互隐匿犯罪行为，不予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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