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 宪法草案

权弱势的时候，朝廷不足以制止地方的独树一帜，因此，中国政治总是在一抓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抓的恶性循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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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走出这个历史圈套，没有君权的自主牺牲是办不到的，作为穿越者，他清楚地知道这个事实。同样，作为一个手握大权的人而言，让其放权是异常痛苦的，没有人甘心将手中的权力无条件地让渡他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屡有限制君权之局势，但其限制总是因人因时而不成惯例，君王暗弱时，臣下揽权，希挟天子以令诸侯，君王强势时，臣下屈膝，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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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历史的轨迹，清末的立宪政治原本会有一个比较体面的结果，但以载沣为代表的满清权贵不甘心放弃他们手中的巨大权力，拼命也要抓在手中，不让其他政治势力掌权，这就孤立了自己，颠覆了自己。林广宇深知这种弊端，就决定在宪法颁布时就确定权利丰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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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很简单，丰润地越早就越主动，越主动则君上大权能抓得更多，如果当形势已经发展到不得不交权或让位以顺应时势时那就完全被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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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广宇基于对历史的经验总结和对未来的预知，果断做出了让渡的选择。在这部帝国宪法草案中，皇帝虽然依然总揽统治权，但这种总揽是受到限制、带有先觉条件的总揽，在宪法架构下的皇帝再也不可能像过去一样为所欲为、乾纲独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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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以总揽统治权的名义，将西洋通行的三权分立演化为五权制衡，即在原有三权之外加上了统帅权与监察权，尤其是监察权一节，完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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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院作为行使监察权的主体，有权对司法、立法、行政、统帅其余四权予以监督，但在监督上述四权的过程中，监察权本身也在被监督之列。行政可以通过审计对监察院的财政开支进行监管，立法可以通过对监察院的办案章程予以审核，监察院查办的案子没有司法权的介入和审判是无法完成最后处理的，而统帅权的监察则演化为军权的内在体系——军队监察单独设立机构，由大本营进行人事领导，由监察院进行业务领导，完全置之於双重监管体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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