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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原因,是大明糟糕的财政,每年数百万的辽饷,压得大明朝廷喘不过气来,户部尚书郭允厚左右腾挪,能支撑这么些年,也着实不易,眼下有这么好一个弃守辽东,节省开支的机会,他怎会轻易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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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这种情况只持续一年,但能剩下数百万辽饷还是值得的,撤回山海关的军兵中,至少有一半是民夫,可以就地解散,他们的钱粮不就省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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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将士的粮饷虽然省不下来,但山海关外各城池的维护,军械的补充保养,所费同样不少,这些就可以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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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郭允厚不惜上蹿下跳,鼓动朝臣阁老支持他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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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同样是因为他的内库囊中羞涩,最终同意了这个提议,不过给锦大两地的粮饷稍微松了下手,最终定为一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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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崇祯四年十月上旬,拖了快一个月的圣旨,终于从京师传到了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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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令祖大寿为大凌河和锦州的主将,就地驻防一年,其余人马全部撤回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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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大两地的军兵还不到两万人,一年百万的粮饷,还有自种粮食的支配权,足够挥霍了,祖大寿规规矩矩地接了旨,安安心心地在大凌河呆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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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余各城,则纷纷开始撤离,这其中也包括了孙承宗所在的宁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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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宗是推行堡垒战法的坚定支持者,袁崇焕也是师从于他,他们收复辽土的策略,就是一座接一座地修建城池,前期只要能守好这些堡垒,就能限制后金骑兵的机动性,同时演练关宁军的战斗力,等战斗力足够的时候,再伺机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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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明军野战能力的丧失,此举虽然无奈,但也不得不说还算是一个过得去的笨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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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还过得去,是只要不失守城池,就能保住现有辽东地盘,不用担上失土之责,同时也能磨练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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