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些小小细节自然也不是很在意,他向着余子俊眉飞色舞的道:“看吧,士英兄,果然不出吾所料也。太保张公果然是有大胸襟,大格局,这般变局,虽未变法而变法,自此之后,大明官场吏治涮新,贪官无可容身,就算有马某人那样的贪官,也必将不容于世矣!”
其实所谓的火耗归公和养廉之法,发端自明中晚期,成熟于清中前期,到雍正年间遂为大成。雍正本人的能力够了,各种办法也成熟了,于是十几年间,朱批不断,终于在绝大多数地方,完成了几个空前的创举。
就凭这几个改革,雍正也能得到够高的评价。事实上,清朝诸帝,顺治康熙乾隆都不足观,唯有一个雍正,尚且称得上一个“能”字。
有“前人”的珠玉在前,张佳木虽历史不佳,这种事倒还是知道的,毕竟影响剧的力量比书大的多了去了。
心里有一套计较和改革的办法,做事自然就很有章法,而对王越和余子俊等人来说,固然是当时的一时精英,但张佳木拿出来的办法却是这几百年下所有的精英对中国政治体制一些切乎实际的改良办法,一抛出来,自然就得到了他们的衷心赞赏和敬服了。
事实上,雍正年间也是中国这几千年下吏治最好的年头,除了朱元璋大杀特杀的那些年,也没有哪个朝代能与之相比了。
清之吏治,受惠于雍正年间多矣,哪怕后来乾隆不能肃贪,嘉庆只说不干,道光只能正已不能正人,咸丰碌碌无为……但一直到光绪年间,海防捐例大兴,捐班多远正途,到那时,吏治才算真正的完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雍正年间的几个办法,也真是集中国政治智慧于大体,而且,除了一条之外,余者皆为士大夫所容许和赞赏,阻力极小。
而一旦听说张佳木抛出这些办法之后,王越等人的敬服,也自然就可以理解了。
“世昌兄,”和王越的高兴不同,余子俊却是苦笑,手中的饭也是放在桌上,似乎难以下咽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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