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铮把孩子的画收进抽屉时,手机再次震动。楚瑶的信息简短有力:“专项研讨会安排好了,下周三上午十点。”
他回了个“收到”,目光落在桌上那本刚写完的成长笔记上。窗外的阳光已经斜照进来,客厅里一片暖意。孩子正趴在地毯上拼乐高,嘴里哼着不知名的调子。
这是一段难得的宁静时光,但罗铮知道,自己很快就要回到那个节奏紧凑、充满未知的世界里去。
第二天一早,他就带着团队开始为国际组织的视频会议做准备。会议室里,资料堆得满满当当,电脑屏幕上不断滚动着各国公共卫生数据和研究成果。
“我们需要一个清晰的共享计划。”罗铮站在白板前,写下几个关键词:成果分类、技术转移、培训支持、后续合作。
楚瑶坐在桌边翻阅文件,抬起头说:“我建议先从最急需帮助的国家入手,比如非洲部分疫情严重的地区。”
“同意。”罗铮点头,“但我们也要确保成果在不同医疗体系下的适用性,不能只是简单复制。”
团队成员分工明确,有人负责整理临床试验数据,有人联系翻译人员,还有人对接国际组织的沟通窗口。
一周后,视频会议正式召开。罗铮穿着整洁的衬衫,坐在主位,背后是投影幕布。屏幕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陆续上线。
会议一开始,就有一位非洲国家的公共卫生官员提出质疑:“你们的成果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们国家的医疗资源有限,如何确保这些成果能真正落地?”
罗铮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示意身旁的技术员播放一段提前准备好的演示视频——这是他们在某国试点项目中拍摄的影像,展示了简化版病毒检测流程和远程诊疗系统的应用。
“我们提供的不只是技术,更是适配方案。”他说,“我们会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提供定制化的培训和技术支持,并与当地医疗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另一位欧洲国家代表听完后点了点头:“我们愿意尝试联合研究,看看是否能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药物反应机制。”
会议持续了四十多分钟,最终达成了五项初步合作意向,其中包括两个发展中国家和一个发达国家。
会后,罗铮让助手整理了一份详细的反馈报告,并附上下一步行动计划。他看着屏幕上那些来自不同国家的邮件回复,心里清楚,这只是个开始。
几天后,他亲自带队前往日内瓦,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一线专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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