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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华夏文学史中的大师就那么几位,鲁郭茅,巴老曹,巴金先生是唯一在世的一位,他的分量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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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撇开政治地位和文学地位不提,老先生本人的品格和德行也深受敬重,一句话顶别人一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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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新民将巴金先生的感言发出来之后,坊间舆论一片“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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哗然的具体原因是:大多数人都不理解方星河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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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理解,那就重新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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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权威的想法和自己的想法形成冲突时,这个时代的人,更习惯于从自身去寻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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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很多原本没有看《知而不顺》,又或者看得不甚仔细,只是跟风讨论现象的媒体人和读者,开始重新审视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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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和不重视,得出的一定是截然相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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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便有人带头“反思”,也有人站出来为方星河“鸣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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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第二天便在南都报上刊登了新文章,跪得那叫一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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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如此写道:“我一直在强调,方星河没有错,错在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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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从未讲过,方星河的文章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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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反,单看文章本身,方星河的水平是走在时代前列,且已具备些许大家气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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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报道我没有在文学方面展开,导致了很多误解,现在我要明确地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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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考虑因为环境影响而形成的个人性格的前提下,方星河是我们能从学生中挖掘出来的最顶级的文学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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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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