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在这里必须首先讲一讲道家著作《列子》的《杨朱》篇。本书第六章已经说过,这个《杨朱》篇并不代表先秦那个真正的杨朱的思想。现在中国学者认为,《列子》是公元3世纪的著作。所以《杨朱》篇也一定是这个时期的著作。它很符合这个时期思想的总趋势,事实上是风流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杨朱》篇中区分了“外”和“内”。这个假冒的杨朱说:“生民之不得休息,为四事故。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谓之遁人也,可杀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羡寿。不矜贵,何羡名。不要势,何羡位。不贪富,何羡货。此之谓顺民也,天下无对,制命在内。”
《杨朱》篇有一段虚构了子产与其兄、弟的谈话。子产是公元前6世纪郑国著名的政治家。据说子产治国三年,治理得很好,可是其兄、弟不听他的,其兄好酒,其弟好色。
一天,子产对其兄、弟说:“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智虑。智虑之所将者礼义,礼义成则名位至矣。若触情而动,耽于嗜欲,则性命危矣。……”
其兄、弟回答说:“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内者,物未必乱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暂行于一国,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君臣之道息矣。”
《杨朱》篇所说的治内,相当于向郭所说的任我;所说的治外,相当于向郭所说的从人。人活着,应当任我,不应当从人。就是说,人活着应当任从他自己的理性或冲动,不应当遵从当时的风俗和道德。用公元3世纪、4世纪常用的话来说,就是应当任“自然”,不应当循“名教”。这一切,新道家都是一致同意的。但是新道家之中仍有主理派与主情派的区别。前者以向郭为代表,强调遵从理性而生;后者以下面讲到的人们为代表,强调任从冲动而生。
任从冲动而生的思想,在《杨朱》篇中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此篇有一段是“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即晏婴、管仲,都是先秦的齐国著名政治家,在历史上并不同时)。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晏平仲曰:‘其目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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