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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统十一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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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路,大理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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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圣寺的钟声回荡,高长寿把一个骨灰盒交在住持僧人释觉性手中,长叹了一声,缓缓放开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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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堂中摆着灵牌,上书“故大唐少师滇国公云南宣慰使高公讳琼之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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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在院中的年轻人们还在哭着,高长寿过去,道:“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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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父,父亲就这样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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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哭了,大哥这些年常说他饱受病痛之苦,如今心愿皆了,能走也是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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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长寿安慰了侄儿,抬头看去,只见三座高塔与苍山相映,感到了自身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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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那乱世,不提活得像蝼蚁一样的百姓们。便是身边的亲友,多少人战死、病死,而他自从庐州遇陛下以来,除了少数几回惊险的逃生,此后按部就班,竟一步步成为当朝国舅、云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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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心里其实有些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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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大唐异姓封王且就藩边陲者,只他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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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可以说是因为云南地偏路远而高氏世镇于此,但随着昭通经营得当、官道凿通、文教渐兴,高长寿常常在想,陛下是否后悔当年许诺分藩自己云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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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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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日,才回到大理城,马上有官员上前,禀道:“王上,有蒲甘使节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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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甘使节?”高长寿问道:“是答应朝贡了?既有使节前来,为何此前不先行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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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节是突然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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