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章 这就是苏州府？

税土地八点五亿亩，税粮近三千万石，而苏州一府，田地不到一千万亩，实征税粮近三百万石。换言之，苏州以百分之一稍多一点的土地，提供了将近百分之十的税粮，苏州府亩均纳粮额是大明全国平均水平的八倍以上，苏州府也因之成为了漕运中心。

按照一般的经济规律，在如此沉重的实物税下，苏州府所辖的广大乡村地区应该迅速陷入疯狂的土地兼并之中，成为一个以大地主为核心，无地佃农为人口主体的社会。

而其中的一些大地主又往往会迁居中心城市，成为城居地主，乡村地区的生产者剩余会被城居地主们在中心城市消费掉，在孕育出繁荣的消费城市的同时，完成城市对乡村的掠夺，留下一片破败贫穷的乡村地区。这样的故事在人类历史上的各个朝代中，曾经无数次的发生过。

但明代老朱同志发明创造的严苛徭役制度与里甲赋役系统，为了防止流民的产生，在制度设计之初便将农民的活动范围严格限制在了乡、都、区这一级区划上，《大明律》又进一步承认了贱籍制度，扩大了破产对农民的影响。

事实上，在明代的前二百年当中，苏州府的农民们也确实如前文所说的那样。比如在嘉靖时期，就有官员上书描绘当时的江南地区：“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财赋甲天下，而里书豪强欺隐洒派之弊在今日为尤多，以致小民税存而产去，大户有田而无粮。”

而一些出身高级官僚的大地主，也完全无视了《大明律》对其蓄奴的限制，门下蓄奴数以千计，比如徐阶，其家族拥有的土地以及奴婢数量简直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

而对于大明朝廷来说，大地主在江南的肆意兼并带来的恶果首先就是财政危机。

因为明代立国之初的农业税制度的设计上，主要分为田赋和徭役，徭役多寡又主要以男丁数量为编制依据。

在一个普遍是自耕农的田园社会中，这种农业税制度是相对公平的，也会鼓励拥有余丁的家庭去开垦新的土地，进行农业扩大再生产。

同时，田赋主要由保甲粮长进行实物征收，再解送至官府，即所谓的“民收民解”，官府于是可以不设置下乡税吏队伍，这也大大节约了官府的征税成本。

但在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之后，这套农业税制度就无法适配了：徭役方面，失地农民已经没有维持生存的生产资料，却还要承担徭役，每一个活着的男丁对于家庭而言不再是劳力，反而成为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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