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你想干什么?你还想在我家摆灵堂啊?”
床边的一个柜子上放了一枚毛主席像章,前面各放了两根白蜡烛,左边的一根已经点燃,岳芳英正在点右边那根。听到邓香莲的话,她用恳求的声音说:“我就在我们这间屋简单祭拜一下。”
“在家里设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会招来晦气,不行不行!”邓香莲大嚷大叫着冲过去夺下岳芳英手里的蜡烛,正要往外扔,却被岳芳英一把攥住手腕,痛得她尖叫一声,松开了手。
正在这时,高建国和高致行一起出现在地下室门口,邓香莲趁机喊起来:“哎呦,打人了,打死人了!高致行,你管不管?”
高致行没有多说,瞪了老婆一眼,严肃地说:“你出来!”邓香莲发觉撒不了疯,只得撇撇嘴,不情愿地走了出去。高致行也跟着上去了。
岳芳英强忍着泪水,拉过了儿子。高建国眼泪挂在脸上,扶住母亲的手臂,悲恸道:“妈,我在路上一看到电视新闻就赶紧回来了……”
岳芳英冲他一摆手,说:“默哀三分钟。”整个地下室陷入了深深的沉寂中。
这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岳芳英把自己关在房内,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她一向把自己当作一个具有纯粹革命情怀的战士,所以对自己背离组织的错误行为深深自责,自感无颜再踏上那片神圣的土地,无颜再回北京与亲人、与同志们相见。从那一刻起,她把留在香港当作流放自己、惩罚自我的方式。高建国对母亲内心的痛苦感同身受,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身体里“中国”二字的分量。无法回到北京,从此成了他和母亲之间不能言说的心结。
三天之后,岳芳英重新走出了房门。刚到客厅,就听见高致行夫妻正在吵架。岳芳英完全没有理会,直接走出了大门。她沿途问路,找到了儿子上工的西环码头,在蚂蚁般的人流中找到了儿子。高建国正扛着两只沉重的麻袋往仓库走,低着头,腰几乎被压弯了,一旁的监工正在冷笑。强忍住愤怒的岳芳英径直走到跟前,拉着儿子离开了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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