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分封子弟,原是想屏藩王室,如今却成尾大不掉之势。然诸侯皆高祖血脉,陛下刚继位,根基未稳,若强行削地,难免逼得他们联合反叛。”
“那便任由他们坐大?”我忍不住提高声音,“七国之地已占天下半壁,若等他们羽翼丰满,再想削藩,难如登天!”
父亲沉默许久,忽然从袖中取出一卷竹简,递给我:“这是为父早年写的《诸侯论》,你看看。”
我展开竹简,只见上面写着:“削藩者,宜分其权而非夺其地,收其财而非削其爵,循序渐进,方为上策。”
墨迹斑驳,显然写于多年之前。
我心中一震,忽然想起文帝时,父亲任太子家令,曾与贾谊争论削藩之策,当时我尚年幼,只记得父亲说“欲速则不达”。
如今再看这竹简,才明白父亲的深意。
但那时的我,只当这是父亲的担忧,却不想,他竟在三日后服毒自尽。
临终前,他特意将我的《削藩十策》藏在槐树根下,怕被叛军损毁,而自己却饮下了景帝赐的鸩酒——不,不是景帝,是袁盎,是那些被削藩触怒的诸侯,借皇帝之手,除了他们眼中的绊脚石。
初入官场时,我研习申不害、商鞅之术,以为只要有严刑峻法,便可治国安邦。
汉文帝时,我因善辩和才学被任命为博士,成为太子刘启的家令。
太子对我信任有加,常与我彻夜长谈,讨论如何强干弱枝。
那时初遇儒家博士辕固生,他曾在御前斥我“以法代礼,必失人心”,我却年轻气盛,以“商鞅变法强秦”回怼。
如今想来,朝堂之上从无单纯的政见之争,每一道奏疏背后,都是诸侯钱袋与儒生笔杆的角力——正如袁盎腰间那枚吴王所赠的羊脂玉佩,在晨光中折射出冷光,照见儒法外衣下的利益勾结。
我提出削弱诸侯、重视农业、移民实边等政策,其中《论贵粟疏》被文帝采纳,那时的我,以为自己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以为只要有明君,便可实现心中的理想。
却不知,当我在朝堂上慷慨陈词时,袁盎正与吴王的使者在密室里分金,辕固生的竹简上,写着的是如何用《春秋》大义为诸侯辩护。
刑场渐近,远处传来更鼓之声,咚——咚——,敲得人心惊。
我忽然想起阿宁,此刻她应该在晁府后庭,守着那株老槐树吧?
不知道她是否知道,我即将赴死,不知道她会不会像十二岁那年一样,拼了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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