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徐光启的会通之路

万历三十八年深秋，北京阜成门外的利玛窦墓前，徐光启正用布巾擦拭墓碑上的拉丁文刻字。

此时的徐光启已年过五十，在翰林院任检讨，却总被同僚视作“异类”。自从与利玛窦相识，他案头的《论语》旁便多了拉丁文语法书，朝服的口袋里常揣着自制的象限仪，连给皇帝写的奏折里都夹杂着“地球”“经纬度”这样的新词。有人在朝堂上弹劾他“惑于夷技，离经叛道”，他却在《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里直言：“苟利于国，何论中西？”

万历末年的钦天监沿用元代《授时历》，测算日食常差一二时辰。天启元年（1621年）正月，预报的日食竟迟了两刻钟，钦天监监正周子愚跪在文华殿外请罪，天启帝盯着案头的奏折说道：“徐光启说西洋历法能准到分秒，可敢一试？”

徐光启连夜带着传教士熊三拔、庞迪我登上观象台。他让人搬来利玛窦留下的望远镜——这物件镜筒裹着鲨鱼皮，镜片能将月亮上的阴影看得分明，被保守派骂作“窥天之器，有违天道”。当徐光启用它对准太阳（特意蒙了层烟熏玻璃），让助手记录日面亏缺的时刻，旁边的钦天监博士们攥着传统的浑仪，嘴里念叨着“日有食之，天象示警”。最终，西洋新法测算的时刻与实际分毫不差，老博士们面面相觑。

《崇祯长编》里说“光启用西洋镜窥日，不差黍累”。天启帝虽未当场表态，却下旨让徐光启“领修历法，兼采西学”。可阻力接踵而至：礼部尚书孙慎行弹劾他“引夷入监，将乱祖制”，还翻出洪武年间“禁习天文”的祖训；更有人传言，望远镜能“摄人魂魄”。

徐光启没功夫纠缠口舌。他带着汤若望（德国传教士，1622年抵华）住进啦宣武门内的历局里，把利玛窦留下的手稿摊满整屋。有次汤若望用拉丁文讲解“日心说”，徐光启突然拍案：“原来哥白尼说太阳是中心！”他当即让人把《天体运行论》的片段译成中文，却在序言里加了句：“姑备一说，不必强同。”——他知道，变革得一步一步来。

除了修历，徐光启更牵挂的是民生。万历四十一年，他回上海老家丁忧，见江南大旱，稻田龟裂，老农们跪在龙王庙前哭求降雨。他想起利玛窦曾说过“西洋有番薯，耐旱易活”，便托人从吕宋（菲律宾）带回薯种，在自家菜园试种。秋分时挖出来的番薯，块根足有孩童手臂粗，他让家人煮熟分给乡邻，笑着说：“这东西荒年能救性命。”后来他把种植方法写进《农政全书》，特意加了幅插图，画着农人弯腰挖薯的模样，旁边注着“一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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