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意外收获

天工钱），要么被送去筛沙子"劳动学习"。

更常见的是在街头随意拦截盘查。农民工穿着沾满水泥点子的工服走在路上，突然就被喝令站住。联防队员翻着证件挑刺："这照片不像你"、"印章模糊是假的"，然后直接撕毁证件要求"补办"。有些联防队甚至在长途车站设卡，刚下车的农民工还没找到工作，就先被罚得身无分文。敢争辩的往往会被扣上"盲流"帽子，连人带行李塞进面包车拉到郊外丢弃。

这些行为背后是扭曲的"创收"机制——当时许多联防队的工资与罚款金额挂钩。农民工既无维权意识，又怕得罪"穿制服的"，只能默默忍受。这种系统性欺压，成为那个年代农民工进城必须经历的"入门课"。

老张是个极其富有正义感的男子汉，看到这种情况，气得他不轻，知道这群闲散青年组成的联防队又在欺负没有暂住证的民工了，如果放到平常，敲诈民工点钱也就罢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竟然打起人来。

那时候，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背井离乡，怀揣着改善生活的朴素愿望，却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丛林中遭遇了种种不公与欺辱。这些来自乡间的劳动者，往往被贴上“外来者”“低端劳动力”的标签，成为城市底层最脆弱的群体。

在建筑工地、工厂车间、街头巷尾，农民工的权益被系统性漠视已成常态。包工头肆意克扣血汗钱，工人们攥着皱巴巴的欠条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简陋的工棚里挤着十几号人，发霉的被褥与裸露的电线交织成危险的生活图景；城市管理者挥舞着罚款单据，将摆摊谋生的小贩追得四处奔逃。更令人心寒的是，当这些皮肤黝黑的劳动者挤上公交车时，常有乘客掩鼻侧目，仿佛他们身上带着原罪般的污秽。

劳务市场门口蹲守的人群中，常混迹着以介绍工作为名的骗子；医院急诊室会先查验他们的暂住证才肯施救；就连子女想进公办学校，也要面对借读费的高墙。某些私营企业主将农民工视为“会说话的机器”，工伤致残后往往用几千块钱打发回乡。每当春节前后的讨薪潮涌起，总有人爬上塔吊以命相搏，这些极端场面背后，是无数被碾碎的尊严。

这种集体性歧视既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惯性，也掺杂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农民工用双手托起了城市的天际线，自己却活在社会保障的阴影里。他们像候鸟般穿梭于城乡之间，既不被城市真正接纳，又难以回归熟悉的乡土，成为工业化浪潮中最沉重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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