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 “健康知识进万家” 活动在边境地区开展得如火如荼,王晓东办公桌上的新调研报告已被红笔圈画得密密麻麻。报告显示,因长期封闭环境、艰苦生活条件导致的心理问题,正悄然困扰着 30% 以上的边境居民,而整个西南省持证心理咨询师不足百人,缺口巨大。
“王省长,这事难办啊!” 卫生健康委主任老周抱着一摞文件走进办公室,苦瓜脸皱成一团,“心理这玩意儿太玄乎,咱们边境百姓连吃饱穿暖都惦记,哪有闲工夫‘治心病’?”
王晓东摘下眼镜,用衣角擦拭镜片:“老周,你还记得去年格桑村那个整夜睡不着觉,最后差点跳崖的小伙子吗?” 他的声音低沉,“心理问题不是矫情,是病,得治。” 说罢,他拿起电话,“杨刚,通知财政厅、人社厅,半小时后开紧急会议。”
会议室内,财政厅刘厅长率先发难:“王省长,医疗设备采购、人才培养已经花了大笔钱,现在又要建心理咨询室,钱从哪儿来?”
王晓东将一叠案例照片推到众人面前:留守儿童蜷缩在角落的孤独眼神、独居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上写满无助。“这些照片里的每一双眼睛,都在等着我们。” 他顿了顿,“我提议,从政府接待经费里砍一半,再发动企业募捐,成立心理健康专项基金。”
计划刚启动,就遭遇了文化层面的阻力。首批派往边境的心理咨询师小王,在给牧民做心理疏导时碰了一鼻子灰。“什么心理咨询?我这就是晚上睡不好,整点安眠药就行了!” 牧民大叔不耐烦地挥挥手。
更棘手的是语言障碍与文化隔阂。当咨询师试图用专业术语讲解 “焦虑症” 时,老人们听得一头雾水,甚至把心理问题和 “中邪” 联系在一起。小王委屈地给王晓东打电话:“省长,他们根本不配合,工作没法开展。”
王晓东连夜驱车数百公里来到现场。在一户牧民的帐篷里,他盘腿坐在毛毡上,和主人家一起喝着酥油茶,拉着家常。“大哥,听说你最近总做噩梦?” 王晓东的语气就像唠嗑,“我年轻时在基层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也整夜睡不着,后来找了个老阿妈聊天,心里就敞亮多了。”
他转头对随行的心理咨询师说:“咱们得入乡随俗,用百姓听得懂的话、能接受的方式来。比如把‘心理干预’说成‘唠嗑解闷’,把‘情绪疏导’比作‘倒苦水’。”
在王晓东的建议下,心理咨询团队开始创新服务模式。他们将心理知识编成藏戏、山歌,在篝火晚会上表演;联合学校开展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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