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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窗子正对着二环的高架，夜晚车灯排成一条永不停息的光带，像旧日记忆里某段不肯熄灭的部分。

第二天，她没有安排，也没有计划，只是穿着风衣，在北京城里慢慢走。

从什刹海走到南锣鼓巷，又从地安门坐地铁到国图附近，下车时已近中午。她在一家藏书旧书店门口停了很久，里面的音响正在放一首90年代的老歌。

她没进去，只靠在门边站了一会儿，便转身离开。

下午去了叁里屯，一杯咖啡喝到冷，桌边坐着一对情侣正在争吵，声音压得很低，句句都像她年轻时说过的那种话。

北京变了太多，但空气里某些东西还在：熟悉的车笛、槐树新芽初吐的气息、以及春风里那点微凉的尘土味。

她站在人行道的一角，看着沿街推平的旧楼和新起的写字楼，忽然想起多年清华学堂的讨论课，那是大学学堂普遍的是“公知看法”，听人讲过的话：西方社会最看重私有产权，政府连征一小块地都得开听证会，民众可以用一张契约挡住整个国家计划。于是他们的高铁修十年，机场扩建二十年，最后也许什么都没有。

可她也看见了另一面。北京、杭州、深圳、上海，地铁线网像蜘蛛一样张开，每一条背后都涉及大片征迁与拆迁。她知道有人被迫离开，也有人被补偿得远超资产原值。但她也明白——不是每一次强拆都是压迫，有时候，它是为了承载千万人通勤的铁路，是让一整个城市得以呼吸的血管。

“中国干事快”，她听人批评，也听人称赞。她不再轻易评判对错，只是隐约意识到：一个体制的高效，常常建立在“先公共、后个人”的优先次序上。而那“个人”有时是受益者，有时是牺牲者，运气不同而已。

她想起小时候奶奶说过的一句话：“咱们这一辈，从来没得选，但能看见路铺起来，就觉得活着没白过。”

夜幕降临时，她站在一座天桥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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