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雨幕,但"共此时"的时空共同体意识却得以延续。正如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指出,风景的发现总是伴随着记忆的重构,雨中的广场既是物理空间,更是文化记忆的储存器。诗人通过天气现象学,将谢朓"余霞散成绮"的古典意境转化为现代性的忧郁书写。
三、声腔的抵抗:方言写作与文化主体性
粤语入诗带来的不仅是语音层面的陌生化效果,更是文化主体性的宣言。"嘟喺佢哋"等方言词汇构成语言飞地,抵抗着普通话书写的文化霸权。这种策略令人想起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主张,但树科的突破在于将俚语提升为诗性语言。诗中"诗宠"二字堪称神来之笔,既指历代文人对诗歌的尊崇,又暗含粤语"宠"与"捧"的谐音双关,形成对文化传承机制的隐喻。
这种方言诗学与张九龄的文学实践形成跨代呼应。作为岭南首位宰相诗人,张九龄在《感遇》组诗中开创的比兴传统,实则是中原诗学与南越文化的融合产物。千年后树科的粤语写作,恰似钱钟书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谈艺录》),在语言形式的创新中延续着文化基因。诗中"史嚟天涯共此时"的结句,巧妙化用张九龄"海上生明月"的典故,将原诗的物理空间并置升华为历史时间的共在。
在全球化语境下,《张公公》的创作实践具有文化标本意义。诗人通过方言叙事、时空拼贴与物候书写,构建起岭南文化的记忆之场。这种创作既是对"岭海孤忠"张九龄的精神回应,也是对现代性进程中文化认同危机的诗意解答。当雨幕中的青铜雕像与电子屏幕里的历史影像在诗中相遇,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韶关广场的物理场景,更是中华文明在语言褶皱中不断重生的精神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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