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法兰西的偶像。年轻的戴高乐,曾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甚至用贝当的名字,给自己的儿子菲利普命名。
可历史,就是这么爱开玩笑。1940年,老师选择了投降,当了可耻的维希政府元首;学生则选择了反抗,成了“自由法国”的领袖。这对师生,被历史,无情地撕裂在了两个对立的阵营。
1945年夏天,纳粹德国覆灭后,被德国人裹挟到德国的贝当,自愿返回法国,接受审判。
这场审判,成为了全国的焦点。整个法国,被迫再一次去面对维希政权那四年的所作所为:与纳粹合作、制定反犹太法律、把成千上万的法国犹太人送进死亡集中营、以及投降本身所带来的那种刻骨的民族耻辱。
对贝当的指控,是叛国罪。
法庭的判决,最终下来了:罪名成立,判处死刑。
这个判决,从法律上,为维希政权的罪恶,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此时,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已经是临时政府主席的戴高乐面前。
贝当的生死,现在就掌握在他的一支笔下。他有权,赦免或减免他的刑罚。
杀,还是不杀?
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抉择。从情感上,贝当是他的恩师;从正义上,贝当的罪行难辞其咎,理应偿命。
最终,戴高乐做出了他的决定:将贝当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这个决定,不是出于妇人之仁,而是一个成熟政治家的深思熟虑。戴高乐心里非常清楚,当时的法国,刚刚解放,还非常脆弱,社会上撕裂严重。如果真的处死一个89岁高龄、曾经被誉为“国父”的凡尔登英雄,那只会制造一个“烈士”,在法国社会内部,引发新的、更深刻的分裂。对于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来说,民族和解,远比纯粹的复仇,要重要得多。
戴高乐的这一手,玩得非常高明。他既通过维持法庭的有罪判决,扞卫了抵抗运动的合法性和国家的正义,完成了对历史的清算;又通过赦免贝当的死罪,避免了国家陷入更深的对立,为战后的和解与重建,铺平了道路。
在谈到自己这位堕落的恩师时,戴高乐曾留下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评语,这可以看作是他对这段历史的最终裁决:
“贝当元帅的悲剧在于,他那份属于伟人的光荣,早在1925年就已经‘死去’了。可悲的是,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一点。”
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贝当的悲剧:他把一战英雄的无上荣光,永远地,埋葬在了二战的无尽耻辱之中。对他的审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8页 / 共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