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契丹大字”。最上方的三个字符连读为“天佑皇帝”,与《辽史》中辽太宗耶律德光的尊号吻合;中间的“岁在重光”对应汉历“辛巳年”,结合墓葬出土的开泰通宝钱,可推断为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铸造。最神秘的是镜钮右侧的“闪电纹”符号,考古学家推测可能是耶律氏家族的图腾徽记。
2019年,故宫博物院用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发现,镜背鎏金层下暗藏针刻小字:“黄龙府军器监造”——这是辽代地方官署参与铜镜铸造的直接证据,推翻了此前“契丹文镜仅为宫廷特制”的猜想。
三、考古现场:从农安古墓到辽代交通网的拼图
1975年的考古发掘显示,铜镜出土于一座辽代晚期砖室墓,墓主为佩戴鱼符的中级武官,随葬品中有来自景德镇的青白瓷碗、波斯风格的玻璃珠,唯独这面铜镜被丝绸包裹置于胸口。吉林省考古所原所长冯永谦回忆:“打开棺椁时,镜面朝上,正好映着墓顶的星象图——契丹人相信铜镜能连通天地,这是典型的萨满葬仪。”
更重要的发现来自镜背铭文的解读:经契丹文专家乌拉熙春破译,21个字记载了“黄龙府节度使耶律曷鲁为母祈福”的事迹,其中“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的纪年,为研究辽代东北路统军司的设置提供了精确坐标。而镜缘錾刻的“通关文牒”式符号,与内蒙古出土的辽代符牌纹样一致,证实其曾作为“官方信物”使用。
对比同时期文物,这面铜镜的“超大尺寸”暗藏玄机:辽代普通铜镜直径多为15-20厘米,而此镜达28厘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供镜”规格。结合《金史》中“辽以铜镜为聘礼,大者如磨盘”的记载,推测其可能是辽圣宗时期“澶渊之盟”后,辽廷赐给北宋使节的重礼,却因战乱流落至黄龙府武官墓中。
四、文明坐标:一面镜子里的双重世界
这面铜镜的价值,远超青铜器本身的范畴。它首先是契丹文字的“活化石”——目前发现的契丹文器物不足200件,而完整记载事件、纪年、身份的铜镜仅此一例。镜背的“天佑皇帝”称谓,比《辽史》记载早了37年,修正了学界对辽代尊号制度的认知。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专家孙伯君指出:“契丹文铜镜就像一把钥匙,让我们看到辽代‘双语并行’的真实场景——镜背用契丹文刻写家族荣耀,镜面却铸着汉族的‘福寿双全’纹,这正是辽朝‘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具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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