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里的文明对话
20世纪80年代,集安洞沟古墓群出土多座高句丽贵族墓葬,吉林省博物院的梅花形饰物即在其中。碳十四测定显示,其年代为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与高句丽政权鼎盛期吻合。
从工艺看,它融合了中原与边疆特色:锤揲、錾刻、鎏金源自中原,花瓣镂空与忍冬纹装饰却带北方游牧风格。这种“和而不同”,印证了高句丽工匠在吸收汉文化时的创新——正如《晋书》所载,高句丽“民多衣锦绣,佩金玉”,将中原技艺与本土审美巧妙结合。
值得注意的是,该饰物与辽宁朝阳袁台子东晋墓出土的鎏金铜饰高度相似,均采用五瓣梅花造型与错银云纹,证实魏晋时期中原与边疆的工艺交流已跨越地域,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脉络。
四、边疆见证:从汉廷赏赐到信仰符号的蜕变
这件饰物的价值远超艺术层面。作为汉代边疆政策的实物,它见证了汉廷通过赏赐器物维系与高句丽的政治纽带——梅花形饰物在高句丽祭祀中被赋予新内涵:五瓣象征“五行”,红宝石代表“天地之心”,鎏金光泽寓意对神灵的敬畏,成为中原礼仪与边疆信仰融合的载体。
从社会等级看,鎏金铜器在汉代属贵族专享。《后汉书》载“金器,天子之器也”,而饰物出土于高句丽贵族墓,暗示墓主可能拥有汉朝册封身份。这种“礼器外流”,体现了边疆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
更深刻的是,饰物的流转折射出文明交融的本质:梅花造型与鎏金工艺源自中原,却在高句丽祭祀、服饰中衍生出新功能。正如高句丽人将其与本土青铜鼎、陶罐搭配使用,形成独特礼仪体系——这种“各美其美”的智慧,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
在博物院展柜里,这件鎏金铜梅花形饰物与东汉错金银“丙午神钩”、辽代契丹文铜镜比邻而居。它们以不同材质与纹饰,共同诉说着同一个故事:中华文明的魅力,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当目光掠过金属花瓣的鎏金纹路,看到的不仅是工匠的鬼斧神工,更是两千年前中原与边疆在碰撞中绽放的文明之花——那闪烁的金箔是王朝威仪,那舒展的卷草是边疆生机,而中央的红宝石,早已熔铸进多民族共同书写的历史长卷。
在柔和的灯光下,饰物依然保持着出土时的古朴。它用8.2厘米的直径,浓缩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对话:当汉廷工匠将梅花雕进铜片,当高句丽贵族把金饰佩在胸前,文明的种子早已在边疆土地上生根发芽。这件小小的金属饰物,是一枚凝固的文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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