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两条河。”
此刻旧手机的屏幕暗下去,又突然亮起,这次是条短信预览,来自陌生号码,内容却像把钝刀:“钟记者在整理纵火案资料时发现,当年火场有第四个人——是顾延霆的秘书,她现在在瑞士。”
发信时间是钟华进ICU的第二天。啊玉突然想起,那天律师转交顾延霆的遗书时,夹层里除了视频,还有张写着瑞士地址的便签,字迹潦草,像是临死前匆匆写就的。
“这手机,”林婉清的目光落在他颤抖的手腕上,“该还给它的主人了。”
啊玉猛地抬头,撞进她平静的眼睛。林婉清的瞳孔里映着壁炉的火光,像两年前在酒会上,她替他挡开顾延霆泼来的红酒时,眼里也是这样的光——平静,却藏着山崩地裂的温柔。
“你早就知道她会找过来?”他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
“我知道她的录音笔落在你那里,”林婉清笑了笑,指尖划过自己的耳垂,那里有个小小的耳洞,“就像知道你总把她遗落的东西藏起来。去年在ICU,你念她的采访稿,念到‘最想感谢的人’时,她睫毛颤了三下,你数了,对不对?”
啊玉的喉结滚了滚。他确实数了。当时监护仪的滴答声里,他数着她睫毛颤动的次数,突然想起钟华说过,她第一次采访他时,他对着镜头说“我不信命”,她在台下偷偷录了音,说这是“听过最硬的话”。
手机又震动了一下,这次是条推送新闻,标题刺得人睁不开眼:“钟华记者带伤出席发布会,曝顾氏集团十年前挪用慈善款证据”。配图里她穿着件黑色西装,左臂还打着石膏,手里攥着支录音笔——不是他替她收着的那支,是支新的。
“她总说,真相是最好的止痛剂。”林婉清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绕在啊玉脖子上,“但有些疼痛,是用来提醒你还活着的。”
围巾上有薰衣草的味道,是普罗旺斯的特产。去年钟华在藏区高原反应,夜里总咳,他去当地药店买止咳药,老板娘塞给他一小包薰衣草干花,说“放在枕头下,能梦见想见的人”。后来那包干花被他夹在钟华的采访本里,不知她发现了没有。
“我去瑞士。”啊玉突然站起来,膝盖撞在行李箱上,发出闷响。
林婉清没拦他,只是从抽屉里拿出张机票,放在热可可旁边。机票是明天飞苏黎世的,登机牌背面写着行小字:“顾延霆的秘书有个女儿,在巴黎读美术学院,去年画展上,她展出过一幅画,叫《三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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