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表决之后的更深战争

洗牌，我们必须统一选区布局，不互相内耗。”

Eudora点头：“复策同盟打城市区，民衡团攻基层组屋区，独立候选人Nathan Roth主打精英中产和海外归国派。”

蔡振邦望着她，低声道：“你真要站在我们之外？”

Eudora回视，眼中平静如水：“我会站在结果那边。你如果还想要我站在你身边，那你——就别输。”

这句话不带情绪，却比任何一种情欲缠斗都更深刻、更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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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3年1月3日上午9:00，东宁联邦总理府的玻璃隔音墙后，稳进联盟内部高层第一次集体面对“改革之后”的施政问题。今天的会议不是政治辩论，而是一次技术性策略会。

会议主题：“制度兼容性研究——改革后行政配套条例草案初步讨论。”

主持人是常年不在公众视野中的“制度安全委员会”首席顾问，一位拥有“行政语义设计权”的技术官僚，擅长用流程把政治意图装进法治语言。

首席顾问翻开第一页报告，开门见山：“总统获得法官任命权，这项条文已不可逆。但我们可以提出一项‘专业流程保障’条例草案，要求所有任命之前必须获得司法专业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的审核同意。”

财政部部长问道：“这不会被改革派说成是反制吗？”

首席顾问摇头，平静回答：“我们只是加上‘程序过滤机制’。我们不是反对总统的任命权，只是‘协助总统做出更专业判断’。”

在场一片沉默，所有人都听懂了。不取消权力，而是制造一道更高的门槛，用合法程序让它形同虚设。

随后，通讯部副主任汇报：“媒体议程将开始引导舆论——改革不应干扰行政效率。本月将推出一系列‘高效政府’议题栏目，隐性传达‘改革不等于放弃治理节奏’。”

教育部也提交了配套提案：“中学公民课改革模块将‘引导性讨论’总统制改革影响，强调制度变动下的行政协同价值。”

整个会议像一场低温手术，话语温和，手术精准。改革确实通过了，但其“运作能力”，必须被驯化。

这不是反击，而是一种制度内的翻盘行为，不正面对抗民意，而是重新定义“改革”的运行方式。

2033年2月，《总统任命流程优化条例草案》提交议会，未受重大阻力，通过。

2033年3月，联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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