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时间,人的意识就会混乱。
第二天,我开始幻听。
我听见墙后有细微敲击声,“嗒……嗒……嗒”,像有人用指甲刮墙。
有时我甚至听见女人在笑,一种干裂的低笑,一直笑,不停歇。
我摇醒自己:“你疯了……别听……”
可声音就在我耳边,不远,就像在耳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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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洪亮烧起来了。
他蜷着身,满头冷汗,说梦话。
“他们……在笑……那天,她摔下来的声音,是‘扑通’……”
我听不懂他说谁。
我只知道,如果我们再不出去,他一定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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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门终于开了。
一个穿着长风衣的高个男人走进来,脸藏在帽檐与烟雾后面,只留一双锐利的眼睛。
他手里拿着一张纸,冷冷地看着我。
“净空,你是不是还想跑?”
我看着他,没回答。
他笑了:“不说话?不说话就是没反省。你知道厂里对你多仁慈吗?”
我冷笑:“如果你们仁慈,那地狱就是疗养院。”
他盯着我,片刻后说:“厂领导决定给你一次机会,再教育。”
“许洪亮呢?”
“他?”他指指角落里那个瘫软的身影,“看他表现。”
我知道,所谓表现,无非就是——听不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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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拖出冷库时,阳光刺得我几乎睁不开眼。
短短三天,我的脚底溃烂、指甲发紫、牙齿因夜里咬紧而掉了一颗。
许洪亮几乎被人抬出来的。
我们就像被从尸体堆里捞出来。
而这一切,只是厂方所谓的“特别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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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我们被送进“精神重训室”。
它是新厂房后建的一层平房,窗户全封,房间密闭,墙上贴着“感恩厂区”“服从管理”“再犯从严”标语。
一台老旧电视机,循环播放厂长演讲录像:
“我们用爱打造制度,用心呵护你们的未来……”
我听到想吐。
桌上堆着几十张“忏悔模板”:从“逃跑声明”到“思想汇报”,一应俱全。
每人每天必须写八小时,不写就不给饭。
写得不好,就由“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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