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领到了啊?”阿昌推门进来,他手里夹着一根劣质烟,递给我时露出一个苦笑,“不错啊,一百多呢,够你在外面买条烟回来抽抽。”
我垂下头,不接烟,只握着那根折皱的工资单。
他叹口气,坐到我对面:“你第一个月多少?”
“126。”我声音低得像风吹过铁皮。
阿昌摇头苦笑:“上个月我才86块,干得再拼,也不如他们扣得巧。”
“扣你啥?”我终于抬头问。
“说我浪费电,手机晚上没交。可我手机早就被收了。”他耸耸肩,“厂里随便编个理由,财务就敢扣。”
我又低头看那行“制度惩罚”,114元,莫名其妙地扣在迟到和违纪上。我连一次厕所超时都被掐着秒,却依旧莫名其妙被罚,仿佛在提醒:你是下等人,你说了不算。
斌叔的“通天秘诀”
那天下午,天色阴沉,宿舍里弥漫着一股发霉的潮湿味。门口,斌叔倚着墙角,叼着根软中华烟,像个世外高人一样等我。
“净空啊,第一份工资拿到啦?”他鼻音浓重,笑得很温和。
我点头,却没像其他同伴那样打招呼。
“这厂子里,讲的是规矩。你做一天活,就挣一天饭。”斌叔吐出一口烟圈,慢悠悠地说,“别怕扣得多,那都是磨人,磨你服气。等你服气了,就不折腾了。懂不懂?”
我盯着他的烟头,眼神冰冷,不苟回应。他伸出三根手指晃晃:“撑过三个月,不死不残,就有人带你进‘技能组’,工资直上三千。”
“真有这事?”我问。
“能撑过三个月的,不到三分之一。剩下的,要么疯了,要么废了。”
话音落,他便哼了一声,转身离开。
筑牢绝望的“感恩会”
那天夜里,我辗转难眠。床板的硬棍子硌得我全身僵硬,耳边仍能听见小翠在另一张床上的磨牙声——她一定做噩梦了。我本想安慰她,却在黑暗中沉默,只听到自己心脏有节奏的跳动。
次日早晨,厂里通知我们参加“感恩会”。所有工人必须穿戴整齐,按组列队在饭堂就座。整齐划一的塑料椅子,广播里循环播放着厂歌,台上架起的大屏幕不断闪动着厂徽。
秃顶中年厂长穿着西装,面无表情,像念祭文般开场:“感谢厂方给大家提供学习平台,让你们掌握专业技能,获得稳定生活保障!”接着是一段段“忠于岗位”“心系厂区”的口号,全场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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