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逸回到住的酒店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透了。
他把公文包往沙发上一甩,顺手就把领带扯松了,然后从口袋里掏出那张被揉得有点皱巴巴的纸条,又把纸条在台灯下面仔仔细细地看。
暖黄色的灯光下,“别让外人动我们的学校”这行字在纸上看着边缘毛毛糙糙的,就像一根小细针一样扎着他的神经。
三天前突然爆发的那场抗议还历历在目呢。原本安安静静的校园里,好几十个家长举着“拒绝文化侵略”的牌子堵在学校门口,有几个学生还哭哭啼啼地说“新教材会让我们忘掉母语”。
但是胡逸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人群里有两个男的一直在拿手机拍视频呢。只要有人犹豫着想往后退,他们就凑过去喊“闹得再凶一点,钱才不会少”。
“这是有人故意煽动的。”他的手指重重地在纸条上点了点,就给汤姆校长打电话了。
“汤姆啊,最近有没有外面的人老是来学校啊?”胡逸一只手拿起茶几上的威士忌,一仰脖就喝了半杯,“特别是那种老是跟家长、学生套近乎的人。”
电话那头停了两秒,汤姆的声音像是突然明白过来了似的:“你说的是李顾问啊?上周他来了三次呢,说自己是教育机构的专家,要帮我们争取更多的资源。”每次一说到具体方案吧,他就来一句“时机还没到”呢,反倒老是问我,对你们的援助计划有啥顾虑啊……”
“李安。”胡逸麻溜地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下这个名字,“帮我查下他的联系方式,要快啊,越快越好。”
挂了电话之后,他马上就给国际教育援助组织的负责人大卫发了条消息。
大卫啊,那可是他做公益的时候认识的老朋友了,他那个数据库里存着全球教育界那些有“问题”的人的名单呢。
到了凌晨两点,床头柜上的手机一震动,胡逸就跟条件反射似的,几乎是扑过去把手机拿起来了。大卫发来的邮件标题是“关于李安:你得知道这些”。
“三年前C国的乡村学校项目,他挪用了80%的教材采购款;去年D国的女童教育计划,他煽动家长反对女学生入学,完事儿了还向当地政府要什么‘调解费’;现在也没个固定的机构,就以‘独立教育顾问’的身份到处晃悠,专门挑那些正在接受外部援助的学校下手……”胡逸气得手指关节都捏得发白了,最后一行的备注更是让他眼睛疼得厉害:“破坏援助计划,好让学校继续依赖他的‘咨询服务’,抽成比例最少都是30%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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