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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四行”一方由于抓住了杜月笙一手导演的设灵堂闹剧中的败笔做成了文章,在吴启鼎、盛升颐、徐懋昌被捕后,通过中外新闻媒体和自己组织的马路宣传,大力揭露“纱案”的真相,终于止住了股民抛售“北四行”股票的风潮,稳住了阵脚,甚至大幅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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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大姐、杜月笙方面,被抓的人已经开释,该赚的钱钞也赚到了。按说,至此“沪市纱案”该降下帷幕了,但宋大姐、杜月笙认为并未达到“搞垮‘北四行’,挫伤‘政学系’(该系长期与孔祥熙不睦,一度处处作对)”的目的,所以还要继续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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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从庐山返回沪市时,宋大姐特地赴沪与其见面,密议下一步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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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宋大姐突然从南鲸飞往九江上了庐山,出现在“介兄”面前。她带来了一份与杜月笙联手炮制的《调查报告》及由财政部和杜月笙派人收集到的一批材料,称此次“沪市纱案”中的空头集团主力“北四行”系受政学系暗中支持,在纱交易中兴风作浪、买空卖空,应承担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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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司令面对着极少登门(而且是从南鲸到庐山)的宋大姐,翻阅了那份《调查报告》,对那一大沓材料则看都没看,就频频点头道:“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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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指令侍从秘书往南鲸打电话,通知吴鼎昌立即上庐山来听训——有追究其“调查不力”责任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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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政学系在委员长侍从室安排有内线,宋大姐上庐山见“介兄”自然很快就被政学系知道,吴鼎昌也接到通知要“早作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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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鼎昌本人是当时北方的财阀之一,也是民营大报《大公报》的后台大老板,还担任实业部长兼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一身兼跨财界、政界、报界三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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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物,在民国乱世属于凤毛麟角。吴鼎昌因此颇为自负,又有政学系在背后撑着,所以查出宋大姐乃是策划“沪市纱案”的总后台,他也毫不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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