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发有限粮秣清水,伤病者可稍作停留。
大军主力则随后跟进,保持一定距离,既能作为后盾,又能及时应对突发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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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严明纪律!无论是百姓还是护卫兵士,皆需听从统一号令。
对于扰乱秩序、散布谣言者,严惩不贷!
如此,方能最大程度提高行军速度,减少混乱。”
我一边说着,一边观察着主公的神色。
他听得极为认真,时而点头,时而锁眉,显然在权衡其中的利弊。
我描绘的这幅景象——军民一心,有条不紊,向南迁徙,共抗强敌
——无疑深深契合了他心中的“仁义”理想。
我继续加码,语气中充满了信心(尽管这信心更多是表演出来的):
“主公试想,如此行事,百姓知主公并未抛弃他们,必将感念主公恩德,上下一心,众志成城!
纵然路途艰辛,纵然曹军追击,只要我们组织得当,指挥有力,未必不能杀出一条血路,将大部分百姓安全带到江陵!
即便……即便最终有所损失,那也是天意难违,非战之罪!
主公已尽心尽力,问心无愧!
而主公爱民如子、临危不弃的仁义之名,必将传遍四海,令天下英雄归心,这难道不是比一时之安危,更为重要的收获吗?”
我刻意强调了“大部分百姓”、“尽心尽力”、“问心无愧”,细心地为可能出现的巨大伤亡打下伏笔,同时将重点引向了“仁义之名”这个主公最看重的东西。
这番话,如同一剂精心调配的良药,既安抚了主公内心的道德焦虑,又为他提供了一个看似可行的、能够彰显其“仁义”的行动方案。
虽然这个方案充满了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但在“抛弃百姓”和“带着百姓一起死”这两个极端选项之间,它无疑提供了一个充满希望的“中间道路”。
我看到孔明眼中闪过一丝了然,他大概已经看穿了我这番话术的本质
——用一个极其困难、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来换取主公同意撤退,并为我的“双轨计划”争取时间和空间。
但他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摇着羽扇。元直则微微向我颔首,表示赞同。
主公沉默了良久,脸上的痛苦和挣扎渐渐被一种决然所取代。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又仿佛扛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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