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已经是四十六岁了,按理说到了这个年纪早就应该脱离了愤青的行列,可范仲淹的可贵甚至于说是可爱之处也正在这里。他本人的心性在这个时候仍然是一个鲜衣怒马的少年,恰如此时二十八岁的欧阳修、三十四岁的尹洙以及三十五岁的余靖。
这三个在政坛敢于直言以谏、在文坛出口即成章、执笔可生花的大才子都曾在西京洛阳府一同为官,他们的长官则是那个同样早在青年时期就文采飞扬的西京洛阳府留守钱惟演。大宋的新老两代顶级才子会集一处并一道论古说今,如此可谓大宋的一大文华盛况,而在不定期的莺歌燕舞中,他们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一众文人骚客赋诗作词更是让洛阳府一时间大有要取代开封变成了大宋新的文化中心的架势。
后来接替钱惟演担任西京洛阳府留守的那人正是寇准的女婿王曙。别看王曙之前在中书省和枢密院当顶级大臣时整天总是神色庄重不苟言笑,但这些大宋的达官显贵们在远离了朝堂上的那些钩心斗角之后都能瞬间变身为文人雅士,甚至是文坛领袖。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承认,除开极其个别的少数人,宋朝的两府大臣在学识方面无一不是才高八斗之人,要不然他们当初根本走不进云集了天下顶级英才的翰林院,后来更是无从谈及做什么宰辅大臣。
钱惟演在洛阳时总是与自己的那帮学富五车的下属或门客在美酒佳人的陪伴下为文学艺术而沉醉,王曙同样也不例外。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和谐相处的氛围中,类似于欧阳修这种人为自己奠定了他日奔赴京城一展政治才能的基础。我们前面也说了,欧阳修后来能够进入京城出任馆阁校勘正是因为得到了王曙的举荐,而尹洙和余靖也是如此。
我们分明是在说范仲淹,为什么要提到欧阳修和他的这两位好友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如果再把此前就已经进入京城担任言官的滕宗谅和庞籍以及一大批正值春秋鼎盛之年的御史言官们组合起来就形成了以范仲淹为核心并自我标榜为道德君子的“君子党”,而这些自诩为道德君子的人自然而然地就把以吕夷简为首的一众浸淫官场多年的老官僚列为了“小人集团”。何为小人?按照这些君子们的逻辑,所谓的小人就是顶级官场上的那帮为了获取更大的功名利禄而相互倾轧的政客。
说来也是极度的讽刺,正所谓君子朋而不党,可这些人不但公开给自己定义为“君子党”,而且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就是君子。如此一来,凡事跟他们作对或者是被他们所憎恶的人自然就是小人集团里的成员,谁让他们提前注册了君子的商标呢?可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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