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亦恍然。
弟子不必不言师之过。
这个过,不是过错,而是过往的时候,就需要慎言了。
马世昌也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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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口中的原北大,不是搬迁到燕园的老北大,而是日伪时期的“伪北大”,当年,北大搬迁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大,然而,同一时期,北京城里面也有一个北大成立复课。
宿白先生就是在这个时期读的“伪北大”,而伪北大的学生主要是来自于华北、东北这些沦陷区。
抗战胜利后,伪北大的师生之所以受到影响,主要是傅斯年的态度。
1945年抗战胜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坚决不聘抗战期间未随学校南迁而留在日军占领下的“伪北大”的教员,并直言“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不过对于学生,他是宽容的。
他说:“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
这其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周作人,嗯,还有考古学家容兰,一位在金石学,甲骨文上有深厚研究的学者。
然而,冯承钧虽然也在伪北大任职,但他跟其他的教员不一样,北平沦陷这年,他正好五十周岁,患风瘫病,瘫痪在病床上,无法到校并让学生到自家中,围着病床听自己用微弱的声音讲授《西域史》。
这种老先生,是值得敬佩的。
又有何人,会去呵责这样一位为了生计、为了青年、为了学术而坚守的老先生呢?
这段历史,苏亦也不算陌生。
而,宿白先生是东北人,不仅读了伪北大,还读了研究生,他就不是普通的学生了。
介于可宽容与不可宽容之间。
好在,有了冯承钧的力荐才有机会留在北大图书馆任职。
从此,在图书馆和文科研究所边研究、边工作、边读书、直到解放后的院系调整才离开图书馆,被调入考古教研室。
这是后话。
苏亦跟马世昌心照不宣的没有提及。
然而,今晚马世昌过来,除了赠书之外,还让他读书,读的并不是这本《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而是《白沙宋墓》。
跟之前众人赠送基本上一样,《白沙宋墓》同样也是建国初出版考古专着。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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